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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野夫

王继新作《九月殘陽：往事記憶三部曲之三》已面试

一

助我半生成长者，或称老师，或称先生。平日唤作师父的，满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王继。

可能鄂渝两地文坛之外，知其名者不多。但他，确实是对我影响甚巨，且改变我命运的前辈。时常在想，一个人的命途，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际遇。因着这些难以破解的缘分，你才得以成为今天的自己。假设没有这样一些菩萨般前来度你的人，你的生活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你自己都会唾弃的模样。

老话说：少年叔侄如兄弟。我们这对师徒，寻常日子里互相也是嘻哈疯癫，没大没小，浑如手足。转眼结缘三十几年，各自皆在自己的打打杀杀里老去。近日的几次捉杯对酌，虽然各有衰颜隐痛，却依旧豪兴未减。我在贺新凉一词中写的“三句骂，两斤酒”，仿佛正是我们平生的写照。

他算是我今生最早遇见的一个奇人，他的奇，是奇在一生的为人行事，极其不苟流俗。魏晋狂人所谓的——礼岂为我辈所设——说的似乎便是他的简傲与任诞。也因为这样的我行我素，对世间人事皆以青眼白眸分别。但凡青眼相加者，则重情重义乃至割头换颈。一旦白眼乜斜者，往往水火不容恨不得老拳相向。这样鲜明甚至暴烈的性格脾气，难免不与人群，甚或颇遭物议。唯有我知道，他就像亘古大河，无人可以改变其流向。他外在的坚硬和内心的炽热，只有那些深交过的人才能理解。

二

1985年夏天，23岁的我还是利川县委宣传部的一个文艺青年。我和我们剥枣诗社，募捐自费组织了一个清江诗会，请来的都是当年全省各地的优秀诗人。省作协派来几个成名作家与会，其中就有王继，另外还有武钢出来的老作家李建钢和王维洲等。

那时的利川和我辈，皆籍籍无名。一个民间社团竟然组织了这样一个百多诗人作家的盛会，一时舆论大哗。更令今天想来犹觉后怕的是，我们在完全没有任何踏勘和经验以及准备的前提下，竟然带着这一百多人集体穿越了亚洲第一溶洞腾龙洞。须知此洞长达60 公里，洞中有山有河有瀑布，我们仅凭手电筒摸爬滚打了12个小时，才一个不拉地实现了首次穿越。当然最后也抬出了两位伤员。

也许正是当年我们这些山中莽汉的野性和冒险精神，令江汉平原赶来的诸君好奇或好感，才让王继对我和一些诗社兄弟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曾经在邻县咸丰下乡当知青，对这块土地素有深情。三天相处，散会时他拉着我，竟然直接说出了下面几句石破天惊的话——

第一，你不属于这里，这个小县城装不下你，外面的世界才有你的未来。

第二，我必须把你带出去，我回到武汉就去帮你联系工作。

第三，你现在的女友也很好，但是她不适合你。你们趁早分手，还能减少一些伤害。以后你出去了，早晚还是会分，长痛不如短痛。

三句话说完，我如被雷劈，他则若无其事，继续大碗喝酒。老话说交浅言深似乎不妥，那时的我们基本素昧平生，我总觉得这恐怕是戏言。

三

之后他去了邻县插队的村子，看望一别十几年的乡亲。再回来时，我送他和方舟到万州码头。那天他花28元——当时的半月工资——请我们大搓了一顿。那似乎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盛宴，二十几道川菜精华，至今想来犹自垂涎。

他们登船，万州的码头当年很高很陡，我站在半腰石阶上看着他们孤帆远去，竟有一些汪伦踏歌桃花千尺的怅惘。很多年后他告诉我，他在船上也看着我落寞的孤影，心中决计要带我走出命运中绕不开的三峡。

在那最初不多的接触中，我已经约略知道，他是武钢的子弟，1968届初中毕业，下放鄂西咸丰县黄金洞。他是我见过的那种飞叉扬戟的知青，逗猫惹狗打架扯皮估计没有少干。有义气也有匪气，这样的性格能结交朋友，也能增加敌人。因此在队里常挨干部批斗，但真正憨厚的土家农民，却又往往怜惜其年幼流放，不忍对之动怒。

那时地方上对于太调皮霸蛮的知青，要么长期扣押，招工招兵皆不批准；要么赶紧送走，纸船明烛照天烧，以免遗祸当地。我估计他便是后者，1971年便招回武钢，成了一个苦哈哈的炉前工。

炉前工火边烤炼，机器轰鸣，他从此养成了吼着说话的习惯，聊天也像吵架一般的剧烈。好在天性尚爱读书，便想改变命运。那是文革后期，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都有着自己的文艺期刊。他便开始写作，意外地被《武钢文艺》《湖北日报》等编辑发现，终于开始有了发表的机会。

那时的湖北文坛，红钢城是一个重镇，前后走出来的诗人作家很多，比如李建钢、王维洲、董宏量、池莉等。那个年代转变身份很难，写作竟成为了他唯一的终南捷径。他如愿以偿地离开了高炉烈火，并在80年代之初便出版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和若干中短篇。

四

80年代的工作调动，尤其是最边远的乡码头到省城，几乎是异想天开。他的承诺对我而言，基本不敢奢望。那时的我住在县委大院，与整个周边世界完全是格格不入。经常夜里大醉后，被一伙同醉的兄弟们唱着送葬号子抬回宿舍。大院从未见过我这般放浪不羁的吏员，难免在背后说三道四。我已经大专毕业工作四年，原本放弃的出山之梦，忽然又被他点燃，内心深处不免开始坐立不安了。

1985年底，他给我发来电报——准备出山。很快部里也收到了省作协的借调函，要我去省里参与组建湖北省青年诗歌学会。部长是我父执，原本希望培养我入党提干，见我无心于此，去意已决，只好成全我的远行。于是，在一场仓促、盛大而贫俭的婚宴之后，我辞别父母家人，仰天大笑出门去，从此踏上了一条艰难漫长的不归路。

这一切都是他斡旋安排，我们终于重逢在武汉的大江边。那时的他，也就三十几岁，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代。他在省作协脾气很大，但是人缘却很好。跟着他厮混在各种酒局，结识了一批当年在武汉活跃的各路文人。那时我还是23岁多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虽然省城不乏母系亲友，但毕竟还是陌生码头。在他的引领和撑腰下，很快便克服了山里人原本的羞怯。

那时省作协独坐于东湖畔的荒地里，我吃住皆在那个大院。青诗学会会长饶庆年基本不在，由我和另外一个理事主持日常工作。无非就是像传销一样发展会员，筹办诗刊，接待各地诗人访客。每到周末，我便赶往红钢城去师父王继那里喝酒吹牛，同时正好到附近我大姐家去换洗衣服。

各地文坛都称前辈为老师，只有武钢系的作家，称他们的前辈为师父——这算是工人阶级的一种传习吧。王继称李建钢、陈龄等先生为师父，我也就称他为师父。因我很多亲友在红钢城，武钢系的作家群，也就把我也视为自家兄弟。

五

师父酒量一直胜我到今日，我们每见必饮，每饮必醉。在1980年代，即便是最邋遢窘迫的日子里，相逢必须谈文学、电影，当然还有女人。他当时的写作，虽然仍以产业工人题材为主，但他的意识却一直非常前卫。他毕竟在省城，视野和讯息都要超过我辈。他谈拉美爆炸文学现象时，我们大抵还在读欧美现代文学。

我那时主要写诗，他只写小说，要说并不搭界。但听他谈小说的结构之学，对我启发多多，后来也在他的鼓励下开始试探小说。第一个中篇《末代樵夫》后来发表在《莽原》上，算是我对他交的一份作业。他不仅思想新潮，行为向来也是前卫的。如果说湖北文坛谁最先特立独行地打破清教徒时代的禁锢，他至少算重要前驱之一。

无数个周末，我都要和他高谈阔论对酌到深夜，然后留宿在他的客厅。那时的诗人是真的不修边幅，甚至以脏乱差为时尚。有天我打水洗脚，脱下袜子往边上一扔，当年的那个嫂夫人看见了，大声惊呼——野夫这袜子竟然在地上站着的。原来是久不洗脚换袜，袜子像是糊了一层浆糊，直挺挺地成了不倒翁。

他那时也算是文坛最时尚的人，穿花格衬衫，高筒靴，骑摩托，后座上随时有各色美女。不仅有稿费，还能倒腾钢材，显得十分的腰大气粗。文人聚会，埋单的基本是他；我今天这点豪爽，也就学其零头而已。在他已经开始文明生活时，依旧还得包容我的臭脚。偶尔两人喝着喝着，他实在忍不住了才说，你去洗个脚了再来接着喝。

某日正喝着，他儿子跑回家哭诉，被一群武馆的孩子欺负了。他起身便要去踢馆，我也只好脖子上挂个军用书包跟去——那时这几乎是打架的标配，通常里面背着利刃。还好，那武馆虽然人多，师父还算识相和讲理。几番道歉下来，我们也就消了恶气。

六

但他确实是那种脾气大的人，对于周遭世界看不惯的俗人小人，动辄开骂；谁要敢接招，他绝对毫不犹豫的出手。有次在武昌码头一餐馆，他为说句公道话招惹了地痞。那家伙转身就去厨房抢出一把菜刀，他也利索，抢出一把火铲。两人对峙，我只好占住位置，看好了一盆沸腾的火锅。只等那人出手，就连锅一起扣上。幸好老板一伙店小二劝架及时，才算免了一场横祸。

师徒一场，几十年下来，跟他上路就紧张，随时准备无端的恶战。他五十几岁在重庆街头，还跟一小伙子打了最后一架。两人缠斗半小时不分胜负，各自坐街边歇气十分钟再干。围观群众何曾知道，这还是市文联的专职作家。这样的怪事，似乎也只有武汉重庆的暴脾气男人干得出来。在那之后，他才认识到，英雄老去，再也打不动了。

但从他身上学到的这种勇敢，以及任何时候都要敢于出招的淡定，却使我终身受益匪浅。在我后来深陷群恶的日子里，这种性格的力量，很大程度地保护了我。日本武士道的最佳著作是《叶隐闻书》，叶隐认为武士的事业就是赴死，凡事一旦对博，必须剑及履及，以决死之心求决胜之法。王继虽文人身份，很多时候传给我的却是这种血勇精神。

我后来在北京厮混时，湖北诗人刘益善将刚刚毕业工作的儿子托我照顾。儿子学建筑，在工地当差，时常被一年轻工头欺侮。儿子投诉与我，我说很简单，我去工地看着，你自己上前揪住他脖子警告——你再骂一句老子现在就办你。我说我就在那站着，保证他从此不敢招惹你。但是这80后的独生儿子就是不敢，我说给他爸听，他爸也苦笑说——你这当叔叔的也太邪门了，哪能教孩子打架呢。

看来，我从家师这儿学来的这一点操社会的本事，现在的年轻人雄性锐减，大抵再也传不下去了。

七

在武汉的诗歌江湖混了半年，工作关系和户口还在利川宣传部。部长换人了，新的部长正在打主意，要将我弄回山里。恰好，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主持改革，自主考试招收社会上有一些名气，但没有本科学历的青年插班读书。只要两年修满学分，可以本科毕业并重新参加全国分配。

这对我来说，也许是唯一的可以彻底改变命运的机会。武大的考试分两种，一是笔试文学、汉语、写作和政治，二是呈交自己发表的作品，供评审老师打分。前者是背卷硬考，我本七八级中文系大专毕业，对此毫无问题。后者问题很大，因为前来应试的多是全国各地著名作家，著作很多，诗人在其中已然是弱者。且我一向不爱投稿，发表作品有限。而考试分只占40%，作品评分要占60%。我要想在群雄之中胜出，实在很难。

师父听说了我的选择，立刻出马帮我拿到了省作协的推荐信。而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是他好友，正好主持作品阅卷工作。他把我真正写得不错，却实在难以发表的作品，包含一些旧体诗词，直接递交给於先生审读。於先生擅于风尘中辨物色，当年便是著名评论家。正是由于他的提携，我便顺利地拿到了武大的通知书。那之后迄今，我与於先生也保持了终身的师生之谊。

我已经本科，他还是初中文凭。我可以全国分配工作，他还只能呆在武钢。我们笑他——自己的屁股流鲜血，就喜欢帮人割痔疮。于是我一再动员他也来考武大，文化课，我帮他复习指导。作品分，他有几本书在那，足够获得高分。他犹豫再三，最终接纳了我们的建议。哼哧哼哧开始从汉语拼音开始背诵，总算混过笔试，于1987年进入作家班，成为了我武大的师弟。

八

我们俩前后进入武大，可想而知，校园内该要增加多少闹腾。那时的武大，算是真正少有的自由和宽容。只要完成学分考试，即可毕业，至于旷课基本不管。我们同时在校，仅仅一年；那一年他忙着离婚恋爱，不时的聚会，依旧是使酒骂座，品文论人。

似乎直到那时，我才隐约知道，他原本也应该算是我们恩施人。原来他母亲就是恩施老城的原住民，到老依旧一口地道的恩施土话。1950年江山鼎革之乱世，怀上了他这个孩子。至于血缘父亲是谁，他母亲至今仍旧不肯告诉他。总之，在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带着他逃亡到了武汉，然后嫁给了武钢的一个东北来的司机。

养父姓王，没有子嗣，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一直对他视同己出。他的母亲也没什么文化，他就基本都在荆条之下长大。他的野性粗犷和蛮勇，以及对书籍和文学的自发性喜爱，都看不出和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养父有任何联系。他的母亲我认识多年，我坚信她老人家性格古怪，一定是一个深藏隐秘的人。几十年不回鄂西，但七十岁之后，却义无反顾地坚决回到恩施赁屋而居。至今八十多岁，无论王继怎么打听，她依旧不肯说出他亲父是谁。

我偶然听到一个说法，说他是一个国军军官的遗孤。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从他的形貌性格来看，我也坚信这一传说。然而当一个老人不愿回顾那些危险而艰难的往事时，后辈是再也无从质证生命之源头了。

九

1988年我去了海南，隔年我辞职赶回母校时，校园正是一片狼藉仓皇。故人多做鸟兽散，他以他的经验多次提醒我——不要轻信紧跟我的一些人，更不要盲目做错一些事。

那时的聚散，都如生离死别。新的嫂夫人是重庆的大家闺秀，一等一的贤淑能干。他们在经历了一场甚为传奇的爱情之后，她赶来把他尽快带离武汉，从此他溯江而上，徙居于重庆码头。

那一年的他，净身出户，一贫如洗。因为这一场变故，他的工作单位也拖延很久才落实。那可能是他最艰难的岁月。

我们各自在路上流浪，满心愤怒如将要爆炸的地雷，间或绝望地反抗。更多的时候开始沉溺于悲伤的酒中，一去难返地作别我们那曾经充满希望的1980年代，作别我们有理想有奋斗有担当的青春。

十

谁也未曾想到母校一别，转眼恍同隔世。我在1992年春天，终于可以与外界函联时，才知道他被分配到了《红岩》杂志做编辑。那时的他四十出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乡寄人檐下，窘迫而尴尬，活得像一个愤怒的公牛。

我们有一搭无一搭的通信，潦草的字迹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慌乱。为了尽量安慰我的羁留不归，他甚至在春节找来一群妹妹，在寄给我的贺年卡上印满一大堆红唇，并称排队献上香吻。往来信函都是要检查的，我们队的管教在看了这些艳书之后，忍不住笑骂——你都交往的是一些什么牛鬼蛇神啊。

邓小平南巡之后，举国掀起商潮。他给我来信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确实很无奈。有段时间，我基本靠借贷度日。为了生存，思来想去，唯有下海。几经周折，才又懂得一点下海的诀窍：当你没有后台背景时，你从事的行业必须是你精通的业务。于是我开了书店，成了书商。因为读书涉猎较宽，二十年的编辑经验竟成优势。你出来后，也可以走这条路。我有现成的渠道供你使用，资金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你出来后，愿独立运作或做我的合伙人均可，我自会助你一臂之力。

他的智慧和混世本领，很快让他摆脱了贫困，买房买车，安顿好双亲及孩子，完全投入到民营书商二渠道的灰色地带中去了。可怜这师父，初初发财就开始为我这个囹圄中人设计出路。他的每一封信都给我带来信心和希望，仿佛在那古老的江湖道上，暗夜旷野里挑出的一盏灯。酒旗张扬，炉火荡漾，一壶老酒早在那里温存着等我。

十一

1995年初夏我减刑归来，回乡探母之后，立即赶赴重庆。他那时已经住进很大的房子了，看着其中无数我完全不认识的电器，内心惶恐，真觉得我已被时代遗弃在80年代了。

劫后重逢，难免大醉。住在他的家里，依稀记得我大哭了一场，面对他，我忽然失态变成了一个委屈的孩子。他开始指引我做书商，如何策划书稿，如何买卖书号，如何印刷发行。最后他拿出几万元给我，说你去试试吧，赔了不用还，发财了再给我。那是我出狱后拿到的唯一一笔钱，在当年，可谓不菲了。

我和李斯、熊红开始在武汉做书，他又专程飞来指点。易中天老师赠送给我书稿，竟然因为我们经验不足，结果印得完全像一部地摊盗版书。我们去广州书会第一次发行，为了节省费用，我和李斯就睡在他房间的地板上。

他给钱我做书，还不得不帮我擦屁股，把这堆残次品书籍发到他那些老客户那去，他再慢慢去收账。我们一败涂地，再也没有本钱做书了。之后吾母投江，我不得不开始北漂打工。打工两年后，我决定再次独立做书，内心忐忑不安。他那时已经盆满钵满，洗手不干这一行了。听说我再作冯妇，只好为我再次出马，亲自到长沙书会帮我介绍客户，发行营销。

这一次，我们终于赢了。北漂第三年，我也在北京买房买车，开始恢复了曾经的自信。很多人并不详知我这听上去颇为励志的故事，其实只有我知道，在我的背后站着的这个师父，真正几次改变了我的命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缘分和高义，在他和我之间，算是践行和保有了古风古道。

十二

十年北漂，我也厌倦了商战。千里单骑，我流寓大理开始整理平生。我帮过很多人出书成名，但是始终未给自己编辑一部书出版。他那时也已基本退出二渠道，看见我的文章多了，心下也许有些赞许，便决定帮我在大陆中国出版第一部书。

于是几番删订之后，我的处女作《尘世挽歌》由他正式代理出版发行。

现在这书在孔夫子旧书网卖到300元一本，却与他这个投资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似乎自那之后，他的财运便每况愈下。老话说喂猪时牛涨价，改喂牛时猪又涨价——再也没赶上趟。我劝他老来消停，不要再做公司了。他也开始发现老之将至，眼睛老花得不敢开车了，于是决定退隐江湖。

十三

许多年来，我们一起单车入西藏，游滇桂，下海南，行尽了万里河山。他依旧老顽童一般的率性，酒色财气一样不拉地活着。也许每个坏男人的背后，都站着一个坏师父；我这点好与坏，似乎都是从他那里学来。

一晃六十几岁了，他那些暴脾气依旧如故。这些年退休搬到郊区，无人吵架，只好在微博上使酒骂座，对这个看不顺眼的时代说几句直话。

虽然他的满腹道理，无人可以辩驳。但是这个世界，哪里还有道理？人家也只能好言相劝，说您这么大把年纪，该歇火了。

我顺势劝他，重新拿笔吧，回归写作，写出你所经历的时代，见证此国之历史。

十四

他每天眯缝着老眼，在一个平板电脑上一笔一划地手写输入，竟然很快完成了这部大著——《八月欲望》。这是他的成长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他告别文坛二十多年后的初次出击。

这部颇具回忆录性质的长篇，讲述的是一个初中少年，在那荒诞残酷十年的野蛮成长史。这几乎是很少有人碰触的一个领地，或者说是一代人多要遮蔽和遗忘的往事。他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一群大型产业家属区的草根孩子的悲催命运。他们在顶层号召的动乱年代，杀人或被杀，自尽或集体赴死。这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悲剧，全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厄运。

他的写作一直长于在结构上炫技，看似散章慢板，人物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最终展示的是一个地区的断代史，以及一群无辜小人物在国运之下的众生相。很多的叙述甚至是野蛮而刺目的，但却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实相。

他带着这个重出江湖的长篇来看我，我们在樽边灯下回忆我们同样粗糙野性的人生，师徒皆已早生华发。两个喝了一辈子大酒的人，日渐走向自己的黄昏，互相虚伪地批评着对方的烂生活。都希望对方能陪着长寿，能看到鸡鸣曙天。

我对他当年在山中带出我深表感恩，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说你该写出更多作品，也不负结缘今生。我们都经历了半生跌宕，这才回到初心。各自都还有满肚子爱恨情仇，值得我们用余生去互相阅读。

2016年岁暮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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