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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华姐

文 | 野夫

许多年来，我游荡在江城密集的人群中，在车站码头一切公众场所，试图寻找一张记忆中的美丽面孔。我一直留心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巴望着会在某个黄昏出现奇迹——让我邂逅她在一个细雨的深巷。

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寻访她，即使找到了又准备说什么。但却依旧固执地期待着，她像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那样天使般出现。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都市中，华姐，你到底隐匿在哪一个角落？你对这种徒劳的寻觅是在窃笑或是偷泣？那座遥远的矿山,以及那段遥远的岁月，可曾令你不忍回顾而淡忘？

一切似乎都已经渺不可追了，只剩下我的记忆还如此深刻而缱绻。一个在少年时代擦身而过的女人，也许足以影响你一生的心性；但于她而言，或者只是雁过寒潭，早已忘怀曾经的投影……

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冬日，那时的利川特别寒冷。雪后的齐岳山煤矿像一幅木刻作品，黑白对比的色块，显出特别的凝重和紧张。

父亲被押往大沟煤矿游斗去了，我不敢独自踏进我们父子寄居的那间阴湿的平房。因为在矿工们的传说中,那是一间鬼屋——数年前曾有一个女人在其中自缢，以至于至今还能在某些呼啸之夜，隐约听到她的呜咽和扑腾。

全矿有间烤火房，烧着两堆直径一米多的煤火，供下班后的工人取暖以及烧水。夜深了，北风仿佛一个哮喘的老人，寒流正穿透稀疏的瓦皮和壁缝，缭绕在空空荡荡的房内。

围火而设的木椅东倒西歪，一副酒阑灯灺后的颓废之态。姐姐穿旧而改缝的棉袄，在我瘦骨支棱的身上，像一个独臂人的空袖；只能凭借一根线绳，才能扎住那无孔不入的寒风。

我躺在面火的长条椅上，面颊烤红而背心透凉，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儿。人将散尽，工人们粗鲁的玩笑，渐渐在踏雪的足音里消逝。少年的我，独处在寒热带的夹缝中辗转难眠，像一个烙饼正翻来覆去地接受焙烤。

听见有人进屋，打龙头放热水，忽然一声惊问，温柔而亲切——“啊，你怎么能睡在这里，掉进火里怎么办？”

我听出来是她——华姐，前两年招工进矿的武汉知青，现在是矿山唯一的广播员。她从我冷漠的眼里已经读懂了原因，一笑拉起我的手说“你爸临走时托我管你的，走，到我那去吧！”

我被这个好心的女人骗走的那年，十岁。

我曾经在一个醉意踉跄的夜晚，尾随一个酷似华姐的女人，穿越这个城市的某个幽长隧道。那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一个感伤的秋天，落叶飘飞如一部搅碎的乐谱，空间充满了散乱的音符。

稀疏的昏黄路灯将她仍然窈窕的身影，投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在她的阴影下走过了一串串水渍。在隧道的出口，一个长发的艺丐正在吹奏一把小号，秋风扩散了其嘹亮的忧伤。他似乎已为那些吝于施舍的看客，吹过了无数个疲惫的白日。而那一刻，我明显感觉，他才是真正为自己在演奏。

整个隧洞吹成了他巨大的音箱，他吹奏的是一首曾经流行的知青歌曲，他好像为上个年代的苦涩回忆和控诉找到了共鸣。我倏然止步，一段段熟悉的歌词膨胀在脑海——春季流浪的人归来……

如果是华姐，她肯定会重新想起这失落的歌谣，肯定会止步小驻，甚或凝伫在这一时空里。然而，我绝望地目送着那个背影，旁若无人地走向灯火丛中。

同样的寒夜，这个迹近返城知青的乐声，又再次将我拉回到少年时那个夜晚……

华姐将我拾回到她的广播室，如同收养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她就住在广播室那个狭小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播音台，还有一个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我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间整洁甚至透着雪花膏和香皂气味的房子，手足无措地像一个在学校罚站的儿童。

她放下脚盆，倒进刚打来的开水，再混合冷水，调试好温度让我洗澡。十岁的男孩，早有男女大防之耻感。我犹犹豫豫磨蹭在盆边，竟有如临深渊般的畏惧，羞怯地不肯褪去最后的遮掩。她似乎看出了我那点小小心思，含笑着背转身去伏案打字。我踏着她那噼里啪啦的老式铅字打字机的节奏，迅疾地投身水中，洗净满身的尘灰。

像是要趁她不备，我赶紧起身擦拭，手忙脚乱地穿上短裤。她转身过来笑看我的慌张，又拿起毛巾为我擦干背后的水珠。然后她像母亲一样，指着那张唯一的床说：快上去，你先睡，我还要工作。

在她暖融融的床上，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梦。

她那时大约也就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便从遥远的省城，下放到这偏僻的山区。几年山里的农业生活，已磨尽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稚气。也许是因为她漂亮、灵敏，且会说普通话，矿上没叫她下井锻炼，便调到机关当广播员兼打字员了。

每天早中晚，她甜美的声音便回荡在这片山沟里。工人们都很喜欢她，即便是最粗野的男人，也尽量不在她在场的时候，乱开任何下流恶俗的玩笑。除开心仪那份美丽之外，也因她没有城里人的骄傲。永远的平易亲切，还常常为一些家属和孩子帮忙。

我很喜欢看她播音或打字时的样子。一架老式打字机，在她灵巧的手中像一架钢琴，发出悦耳的节奏。她让我帮她在字盘上查找一些难字，还时常要我去修改一下那些工人们投来的潦草的广播稿。她看我编辑后的稿子，时常点评哪里好，哪里还需要怎样修改。似乎我对文学和编辑的兴趣，正来自于那个荒寒年代她的最初指点。

每天三餐，她从食堂里打来的寡淡饭菜，都要在那只煤油炉上加工一下，掺一点油水和豆豉之类，变得美味可口。晴朗的黄昏，她则牵起我到屋后的山上去漫步，听她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城市的故事，或哼一些知青歌曲或苏联歌曲。对山里孩子来说，这也许是最早的文艺启蒙。完全遥不可及的都市，竟能勾起我对远方最初的冲动。

简单贫乏的矿区生活，一旦掺入一个聪明女人的苦心经营，便转化为一种相依为命的乐趣了。我似乎深信了这一切都是我父亲的委托，甚至偶尔淡忘了父亲，以及那间我白天都不愿进去的鬼屋。

某个午后，在刚刚经历了一次与几个矿工孩子的打斗之后——因为他们故意对我侮辱我父亲的名字，那个时代的运动特点已传染到孩子们身上——她闻声赶来，轻轻地训斥了那群孩子一句“你们也有父母！”

我故作的坚强顿时如决堤的江河，泪水潸潸地漏进了她湿软的指缝。夜里，她为我缝补撕烂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要去惹那些泼皮。要学会蔑视所有的侮辱！”

也许因为家庭磨难，抑或因为很早就读成人书籍，我算是一个心理早熟的孩子。在我短暂寄居其处的一些夜晚，我总是局促不安地仰卧在床上，纹丝不动，强制着自己催眠，然而终于开始难已入梦了。

几乎每夜我都自觉地先睡，她常常看书或编毛衣到深夜，看我入睡才梳洗后上床。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孩子，她似乎在品味和实践着她的天生母性，因而没有什么太多的避讳。或者说我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我们有着亲切的神缘，自觉地遵守着自然的忌禁。

记得某夜月光，山谷的积雪折射进凛冽的清辉。远远地传来矿车缷煤的翻斗声，咣当咣当如夜半的钟鼓。她关上电灯，借月光而褪衣洗漱。我被哗哗的水声搅得神情迷乱，尽力闭紧我的眼睛。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暧昧恋情仅仅来自邻家女孩。在那一刻，我突然被这种水声所诱惑，每一滴水珠溅起的回响，在那静夜都有如海潮倒灌似的轰鸣。我听得见扑腾的心跳，并为此紧张和汗颜。越是想逃避这种袭击，越感到魂不守舍无能为力。

终于，我绝望地听命于眼睛，让它自行启开一道缝，仿佛只是被微风掀起的书页。不敢掉头，在余光中我似乎瞥见了从海底缓缓升起的维纳斯，惊异惶恐地看见水珠，在如梦如诗的月色中皎洁闪亮，又如无声喧哗的满身银饰……

我害怕某则寓言再现，而使自己变成一只癞蛤蟆，只好再次锁紧了双目。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却从此驱之不散，华姐，这个圣洁的女人，使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华姐那时其实已经谈了朋友，是掘进队的金哥。金哥也是下乡知青，朴实憨厚，长得端正规矩，是矿工中的才子。金哥常来，爱屋及乌，总给我带一些井下掘出的各种化石当玩物。每当他来，我便懂事地借故外出玩耍，他们便会心一笑，叮嘱几句。

金哥也是老高中生，会讲故事，也爱唱歌，华姐便总是缠着他，唱一些老歌以及新编知青歌曲。那个时代，矿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所谓恋爱，大抵便是如此这般简单的约会，从来没人敢挽臂漫步。

我对金哥很有好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来我走时，有一点淡淡的不自在，却并无丝毫的嫉妒。相反，我却希望他们永远好下去，尽管我也曾在少年轻狂而痴傻的春梦中，梦见过我娶了华姐做新娘。

春天迟迟地来到矿山时，山下芳菲已尽了。华姐带我到山头去挖野葱，回来洗净后可腌来佐饭。葱没挖出多少，野花却摘了满怀。华姐指着一处无人扫墓的野坟说“就放在这里吧，他也可以感到安慰了！”我问“这是谁啊？”她说“谁都需要安慰和同情，不管认不认识。”

未几，父亲回到矿山，感激地从她这里领回我。她面对早已被打倒的我的父亲，依旧礼敬地尊称矿长，并夸赞我的懂事。在那人情凉薄的时代，她对我这个小男孩，始终保持着近乎古礼的爱惜。

那个春节前，似乎是一封急电把华姐催回江城。临走时她匆匆地给我几个塑料皮日记本，满面凄惶地说“我过些时日就回来了，你别惹祸啊！”

过了半月，她回来了，满面憔悴，眼圈青紫，神色中蓄含着某种深沉的哀伤。她不想向任何人说什么，一个人变得沉默起来。常常独自望着连绵的山以及飘逝的云，寂然落下泪来。

暑假到了，我又来到华姐这里。父亲稍微改变了一点待遇，允许到矿下去指导工作了，便还是委托她来照管我。这时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又开始了，矿山的知青都蠢蠢欲动，但很快打听到只有体院一个名额。

那时的招生，也没什么正经考试；主要是推荐，以及各自的家庭关系来活动比拼。大家偃旗息鼓，不久通知书到，钟哥开始打点行装了。钟哥也是武汉知青，和华姐同时下放到利川。一天，钟哥来了，说是向华姐辞行。在那之后许久，再也不见金哥来了。我不明所以，忽然听见一些工人在流言蜚语，才意识到华姐已移情钟哥了，我被这一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在我所受过的幼年教育中，认为一个女人喜新厌旧是很可恶的。况且在这场转变中，明显地包含了一种势利的成分。我难以想象华姐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会演出这活生生的一幕。

她和钟哥又定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矿。那些感情朴素的工人们，如同我一样难以接受。顿时，流言四起，所有恶毒的攻击集中在她身上。而我在道义上站在金哥一面，同时在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我更觉得她这是对我的背叛。

圣洁的偶像被粉碎了，我的世界一片空白。我觉得她从前的一切都是假像，掩蔽了她让人看不见的灵魂。我相信女人是魔鬼这种说法，由一种纯情的敬爱，顿时变成直接的厌弃了。即便她予我深恩，幼稚的我在那一刻，竟然天生地站在了所谓道德的立场上，即刻便能忘恩负义。

她放弃了向任何人解释的权利，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金哥倒很明智，在醉了一回之后也保持了缄默。父亲的义愤和工人们如出一辙，他冷冷地批评她不该为了回城而不要道德，再说这矿山对你不错，何必如此呢？之后，父亲把我牵走了，我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掉头而去，连一声谢字都难以启齿，尽管心里憋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涩。

我看见她可怜巴巴地站在阳台上，山风吹鼓起她那肥大的工装。她凄惶而不失美丽地站在那高处，像一枝随风摇曳的瘦竹。

若干年后，这一画面成了我对往事追悼的固定坐标。我想，在那一刻，她轻飘无主如一只断线的纸鸢，但她的目光中一定包藏了对我的蔑视。

次年秋天，她像一个被众人遗弃的孩子，在矿上熬过了最伶仃的一年。我们邂逅在一条石径上，我又长大了，但对她的怨恨和鄙薄似乎并未消失。

她依然清瘦如竹，远远地对我亲热如故地招呼,她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怀恨竟如此深刻。她脸上笼罩着一层少有的喜悦，她说“我正办调令，马上回城了，等你长大了，来玩哇！”在她看来，我可能是唯一可以，也应该分享她的幸福心情的人，所以抑制不住地要向我道别。

我只是冷冷地望了她一眼，仿佛在听一件毫不相关的事一样漠然。我缺乏足够勇气地咕咙道：“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之后侧身走了。我发现她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一种深刻的痛苦表情印在我心深处。这是在所有人对她改变态度后，都未有过的一种被伤害感。她从一个她曾深深帮助过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悲哀。

在以后的成长中，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女人。大学毕业之后，我经历了人生中必然遭逢的一些情感痛苦，在渐明世理之时，偶然回到了那个矿山。那些曾经看着我长大的工人们，热情不减地接待了我。

在酒席上，我问已经扎根在这里的一个知青，“为什么不想法调回省城？”她曾经是华姐的好友，她淡淡一笑“哪有那么容易？”之后她忽然话锋一转，说“你华姐那时为了调回去，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其实有谁理解同情她的真正苦衷呢？”

当这段渐被时间烟尘埋葬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立刻预感到此中必然埋藏着一个隐衷。她说那年她突然被电召回去，是因她家里出了一些事故。像她这样的城市平民孩子，根本不可能调回去。但那个家，又非她回去支撑才行；所以她别无选择，只好以婚姻为桥，达到回城的目的。再说，她和金哥，也只是在接触往来，而钟哥，其实更配得上她的美丽善良。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这一真像所击中，沉积多年的感恩和爱，恍惚又突然被唤醒。而羞愧和负罪则如石在胸，令我不敢正视这个大姐的目光。那夜，我酩酊大醉，悔恨的泪洇湿了枕巾。

我终于明白人生的艰难和勉强时，终于意识到自己以怨报德，给了她最大的伤害时，她已从我的视线中消隐无迹了。我相信，她早已淡忘了一个孩子的单纯错误，从不曾想到施恩于我，是为了求得未来的感谢。她只是出于善良本性，才对一个孤独无援流落火边的弟弟充满爱心……

若干年后，我在武昌监狱的寒夜里，在一个犯罪人员学习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上面那些文字。那时，已经与华姐分别接近二十年。当我在狱中检讨我的人生时，这个成长的导师之一，一直徘徊在我的回忆中。

一个老朋友，也是当年利川的武汉知青，简哥来探监。我顺便谈起了那一代知青对我的影响，然后聊到了华姐。他熟知她，但是也已失联多年。

某日，队长忽然传我到办公室，指着其中坐着的两男一女问我：你认识他们吗？

我以为又是外调的警察——那些年，经常有一些外地的警察，来找我调查谁谁谁，是否和我曾经联系。我警惕地打量了这些来人一眼，摇头说不认识。

队长笑着说你再看看，其中那个女人微笑着一直友善地看着我，另外一个男人也慈祥地强调说，你再好好看一看。

我开始发现那个女人的笑颜里，有我熟悉的波光。洁净而妩媚，波光中隐含泪水的球状。她的笑里藏着哭，我闪电般的搜索记忆，只有当年的道别，似乎曾经有过这样的苦涩。我惊呼——华姐，难道是你吗？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从那依旧美丽的脸颊上安静地滑落。

二十年，一个当日少年，如今已是秃首蓬面的青年囚徒。一个当年大姐，还似当年美丽。我直面着她的无声垂泪，像当年那个委屈的孩子般，再次痛哭失声。我哽咽着说，华姐，我找了你那么多年，没有想到，在我最不堪的时候，还是你找到了我……

以后，我出去了。我找到了她，找到了金哥，找到了钟哥，找到了曾经影响过我的很多人。我在诸多的回忆里，逐渐还原时光的拼图。

她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到了老矿长的儿子在武汉坐牢的传言。多数人都是感叹，只有她开始动员她的所有社会关系打听寻找。她在一个大学工作，很多学生都在公检法就职。她终于找到了起义门55号，在这个狭小的笼中，看见了这个曾经短暂患难与共的弟弟。她根本不知道，我对她早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以后，我在北京混成了一个书商。她的女儿大学毕业，学平面设计，她第一次委托我帮忙照顾北漂的孩子。那时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我认识华姐的年龄。清纯，干净，天生的斯文里，自有一脉家法。后来，她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和一个母亲。

我后来，又逃离了北京。我在大理南门新村的一个农舍里，在网上联系上华姐。我憋了若干年的话，终于在一次夜半酒醉之后说出，我说——华姐，感恩你，你是第一个让我爱上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甚至不懂爱，不懂这个世间原是多么差池，多么无奈。但是，你让我最初就懂得——慈悲，是一切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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