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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 | 莽汉李亚伟 (上篇)

莽汉李亚伟 

(上篇)

 文 野夫

 

最近一次跟他喝酒,是在十天前的大理。那天其实我们刚刚从一个酒局撤退,回到我们山水间的居所楼下,我们两双鼠目滴溜溜对看了一下,各自都笑了。我们都懂这含义——两个老傻比,还不愿散去。还得继续对酌几杯,不然何以销此长夜。于是到寒舍坐定,我搬坛子倒酒,他找烟燃上。菜是没有的,聊天扯卵谈下酒。过去袍哥的黑话叫——打话平伙。如果是男女凑合一堆,叫“打肉平伙”。

 

我们已经这样喝了将近三十年,相看两不厌,看来还得喝到老。

 

想起我们的第一次酒聚,那还是1987年。那时我在武大,算是一个写诗的人。有天下午宿舍门被踢开,冒出来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俩男人。进来便问谁是野夫,我看来者都像从金庸笔下出来,形貌略显古怪,还以为又是谁来寻仇。瘦高者自我介绍说:我是李亚伟,这是杨黎。

 

顿时大欢,赶紧去校园小酒馆布酒,并通知熊红等兄弟赶来陪酒。

 

那时的诗歌江湖,他俩都算是开山立派扬名立万的人物。亚伟的叫“莽汉派”,杨黎的叫“非非主义”。虽然此前未曾谋面,但却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当下开始一场恶战。

 

酒阑之际,皆已深醉。不知为何,他俩忽然争论起莽汉和非非的高低问题。原本理论之争,我也懒得置喙。正在结账,忽然发现他们打了起来。从店里打到外面马路,亚伟身手敏捷且高大,一下子把杨黎按翻在路边水沟里。我看是真打,急忙跑去扯开,把俩人按在石座上,开始像一个指导员一样批评。我也是醉了,可能说得动情,两人马上又开始互相道歉,还十分肉麻地抱头痛哭起来。

 

最后,我把亚伟扔到了我的床上,杨黎交给了另外一个男生。次日中午醒来,我去看我的床,已经被他呕吐得一塌糊涂。我只好忍痛拆下被子床单,直接打包从窗户丢了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逢,杯酒订交,没想到竟成了半辈子的兄弟。那次他来武大,是来拜访武汉写诗的一些兄弟,顺便推广他们的地下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那次他似乎在武汉狠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学生食堂开饭时,他就去门口摆地摊卖。当年学生多爱诗,他们的诗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力道,卖来的钱也就勉强够喝酒了。

 

当年如他,能有勇气在食堂摆地摊卖诗,确实让我有些佩服。后来他邀请我和赵林等哥们一起去范道鉴家吃火锅,更让我暗自叹服的是,他竟然把我们法律系的系花也弄去了。这女子是食堂的一道风景,多少人垂涎,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地摊客的菜,让我们这群武大郎十分不堪。

三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李亚伟泡妹妹的艺术,

高深莫測啊!

 

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火锅,他也不知道哪里弄的牛油底料之类。更吓人的是,他还买到了活黄鳝泥鳅,大家都不愿动手杀生。看着满锅滚开的红浪,他说没事,直接倒进去煮熟就吃便是。哪知这些活物一进油锅,顿时烫的满锅腾飞,场面十分惊恐壮观。大家一起满地抓来,继续投入,盖住锅盖,最后才终于入口。

 

酒到八分醉,他开始朗诵他当年的成名作《中文系》,又朗读胡冬的《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用酉阳土话,大家被诗中那种幽默和泼辣逗得哈哈大笑。尤其后一首诗,其中有很多惊世骇俗的情色想象,听得那位系花面潮耳热花枝乱颤。

 

喝酒打架和泡妞,虽曰乃当年诗人通病。但放在亚伟身上,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符号。他的诗开了一代风气,他的诗意的活法,更是影响了一代人。我虽比他略长一些,但在学坏的路上,一路狂奔迄今,似乎还是未能赶上他的步伐。

 

 

大约是1988年初夏,他又找我来了。这回带的人马更多,记得有雷鸣雏,还有一个美女,还有俩小兄弟。那时我们也快毕业了,寝室里有两空床。大家挤不下,就把桌子拼在一起睡了两个。

 

这次他们是要去闯海南,那时海南传说要建特区,天下有理想的青年,都争着要去赶海。我说你们先去打前站,我随后就到了。结果他们一去,就再无消息。等我去海口公安局报到了,打听他们下落,只听说他和胡子武在那又打了两架,然后回四川了。

 

某日我在一服装市场,意外邂逅了雷鸣雏。只有他留下来了,找不到工作,买了个手动压面机,租了破房子做挂面卖。他说他考察了全岛,都是卖油炸波纹面的,没有筒装挂面,这个应该能发财。他哪里知道海南潮湿,挂面根本晒不干,家里放几天便长霉,根本没有市场。我要了他两百斤面条帮他卖,结果害得我大群兄弟吃了半年的霉面。补记:这哥们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策划大师,有这失败的面条垫底,估计啥也能策划成功了。

 

次年的夏天,我在海口街上忽然撞见了万夏。他是莽汉派的主力,亚伟的师弟和死党。我赶紧打听他们的消息,他说他是才跑来的,亚伟也在途。我们匆匆话别,各自跑路。没多久,已经在湖北的我,很快知道亚伟万夏老廖一干人等,全部上山了。

 

当然,时命非吾所之能也。兄弟们一个个接踵而至,在那个年代,也就算是诗人的宿命。到了1993年底左右,我忽然在狱中拿到一本书,是顾城的情人英儿写的《魂断激流岛》。书上印的策划编辑,竟然是李亚伟。我终于知道他的近况了,很快传来消息,说他和万夏,都已经成了北京的大书商。

 

 

1995年初夏,我甫一出狱,立即就赶去了北京,目的就是要找亚伟取经。那时听说他已然是大款,在北京长年包宾馆住,做书赚大钱了。对于急于谋生的我来说,自信这个兄弟肯定要帮我。师弟陈勇带着我去惠侨饭店,找到正在数钱的万夏,说亚伟刚好回四川了。万夏请我吃韩餐喝大酒,一瓶接一瓶的韩国真露,老子一看,果然是发财了。

 

万夏告诉我,他和亚伟、刘太亨等兄弟出来之后帮书商编书稿,悟出门道,自己开始做书商。他像传说中的流莺,电报召唤老乡一样对我说:这行当人傻、钱多,瘾大,快来快来。

 

我没钱去北京创业,只好在武汉做书。带着第一本易中天先生的书,去广州参加书会,这才终于见到亚伟。他天天请我好吃的,让我把书放一本在他的房间,他帮我下货。我自己在师父王继的房间摆摊,他押着洪晓东到我房里说:这是野哥,刚出来,你必须马上下钱。东哥看了看我的书说:你这像盗版啊。说完很不屑地掏出两千元,往我面前一砸说:北京,来两件。

 

散会时,我基本没收到什么钱。亚伟掏出几张纸,上面写满了发货地址,老板,电话等。他说,你就回去按这些地址发货就是,我负责帮你收款。我知道我那书印砸了,根本卖不出去。他那时是进货商追捧的对象,面子大,尤其是各地批发商多是少妇,个个追着喊“伟哥,你的货我包了,要独家哟”。于是,我就按他的路条,总算把货发了大部分出去。

 

大半年后,我公司倒闭,开始北漂打工时,大群前诗人且都是书商的哥们,一起酒聚。他悄悄掏出一沓钱给我说:这是我帮你收的书款。其实,我知道,那些书,基本都退货了,他是拿他自己的钱,在暗中帮我。

 

 

1990年代的民营出版人,被称为不法书商,民间又叫二渠道。具体业务就是自己组稿或编稿,然后找出版社买一个书号,自己印刷发行,付款收款赚取利润。这个行当门槛很低,非常适合走投无路的读书人创业,因此当时在北京云集了大批的诗人和“新生人员”。每年出版界要在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召开图书订货会,于是书商们也都跟着要聚会几次。

 

当年的订货会都是现金交易,每个会一个书商往往都会收到上百万钞票。那些年的李亚伟久贫乍富,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奢日子,仿佛后来的煤老板一般腰大气粗。但他以及我们这一批诗人书商,基本都不擅理财。每天包租宾馆,却不知道买房。那时北京的房市也就三四千一平米,大家完全没有置业的概念。

 

他的钱之主要出路是喝酒,晚宴喝白酒,喝完立即到歌厅继续喝洋酒,歌厅熬到打烊了,再到路边摊喝夜啤酒。妈咪视之为钱庄,三陪待之若恩客,连歌厅保安都认识这伙人了。一天,另外一书商在其中惹祸,被保安群殴,疾呼亚伟救援。等亚伟赶去时,他们已撤退,打得还未尽兴的黑保安们,一下认出亚伟是那一伙的,不由分说立刻棍棒侍候。可怜亚伟顶着满头鲜血,仗着手脚还利索,杀出重围直接跑到医院缝针,总算捡回一条命来。

 

他这样帮朋友挨打的事情,也不是一回两回。还有一次,他们几个在一烧鸡公小店喝酒,其中一哥们儿和邻座同样多的一伙人干了起来。两厢捉对厮杀,亚伟按翻一个打趴,再去救援另一个被按翻的兄弟卢中强。大家得胜撤退,他忽然想起他的手提皮夹还落在那酒馆,自个回头去拿。哪知对方受伤了正在报警,见他独自回来,立即开始群殴。他挨了很多板凳,最后仗着两手两支筷子杀出重围,皮夹还是被赶来的警察拿走了。

 

次日我去看他,他卧倒床头,满背青紫,内伤不轻。警察在他皮夹发现了身份证名片银行卡和现金七千元,电话叫他去所里投案。我一边帮他擦药,一边问他咋办。他说去了肯定拘留,只能找人说合。钱就给对方付医药费,其他东西取回即可。我说这个办法可以,但是再也别打了,我们也打不动了。

 

 

书商那些年,我们过的都是这种烂生活。每天喝酒打牌,然后泡歌厅。某夜,马松喝醉又和隔壁包房的一伙惹出事来。对方人多,要冲进我们包房打马松,我和胖哥在门口截住他们劝和。马松电话招人,准备大干一场。我立即电话亚伟,我说千万别来了,最后总算平息一场血战。

不法书商聚会中

 

终于有一天,大伙喝醉又去中韩歌舞厅。两边列队的陪酒女郎齐呼欢迎老板,我掉队走在最后,只听两个姑娘在嘲笑的耳语——这群只会唱《三套车》的老傻逼又来了。我顿时大赧,一想我们也确实过气了,过气到连陪酒女郎都瞧不起的地步。

 

可是这群人——李亚伟、郭力家、万夏、马松、赵野、陈胖子等等,放在80年代的诗坛,拎出谁都是一方人物啊。大家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因性格选择而悲剧,沦为不法书商已是无奈。再长此以往,也许就像金斯堡的《嚎叫》所言——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

 

于是,有一天我说,我们还是开始写作吧。隔了几天,我和老家都拿出了作品,再过些时,亚伟秀出了他的《河西走廊》第一首。大家传阅,顿时拍案叫绝。他开始恢复他那天生的才气和极端个性的语言,我敏感地直觉到,他回归诗坛,必将掀起民间写作的新一轮狂潮,乃至重新定义第三代诗史。

 

在那之后未久,我们相继放弃书业。我远走云南,他退回成都,都开始慢慢的写作。但也经常在各地各种酒桌上邂逅相逢,桃李春风,江湖夜雨,一晃也都四十几岁了,我们的人生似乎也该书归正传了。

 

那时他和默默赵野卢中强等一起,在香格里拉买了个客栈。我正好有段时间无路可走,只好去这里写作。就在我忙于稻粱谋时,忽然他兄弟给我致电说——亚伟查出了肺上肿瘤,需要立即动手术。

 

 

我闻之色变,担心从此幽明永隔,立刻飞去成都,希望伴他一程。兄弟相见,他还是要对酌,我说你还是把烟酒都戒了吧。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要是恶性,现在再戒那也迟了,还不如让我多享受几日。如果是良性,我又何必持戒呢?大家想想也是此理,也就陪他胡吃海喝,等着接下来的手术。

 

那天一伙亲友把他推进手术室,大家都忧心忡忡等着判决。生死临头,豁达如我辈,也难免心有戚戚焉。未久结果出来,万幸的是良性肿瘤。从他肋骨插刀,肺上取出鸡蛋大一球,宣告从此无忧,亲友皆大安。术后未几,他又烟酒如故了。但是毕竟好长一刀,伤了元气,人也消瘦了许多。

 

他那时有个老旧吉普,放在香格里拉,需要开回成都。我说陪他去开,两人一路自丽江到宁蒗,被人指错了路,一下开进了著名的险路——大凉山的烂泥沟。那是最贫穷的彝族地区,路上很深的烂泥;相传很多人经此遭遇劫匪。我们歪歪斜斜地一路滑行,不时还得一个人下车目测路宽,指导方向。

 

山上又开始下雪,不时经过彼时破烂的村庄。亚伟开着开着,忽然停下,伏在方向盘上对我低语道:野哥,我不行了,开不动了。我深知他的内伤还在,我看着这个一生勇猛的莽汉,那一刻忽然虚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很难服输的人,仿佛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不得不服输的中年。

 

我接着驾驶在那瘴气弥漫的小路上,再也不让他换手。老兄弟很长时间都沉默着,不知道前路还会遭遇什么问题。也许神灵保佑,三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成都。后来在路上,我对他说——我们该要消停了。你是这个时代顶级的诗人,你不写诗,完全糟蹋了你的语言天赋。我说,我们非常幸运地与这个时代众多非凡的人成为兄弟,我们之中必然有一批人终将走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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