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汉李亚伟 

（上篇）

 文 | 野夫

一

最近一次跟他喝酒，是在十天前的大理。那天其实我们刚刚从一个酒局撤退，回到我们山水间的居所楼下，我们两双鼠目滴溜溜对看了一下，各自都笑了。我们都懂这含义——两个老傻比，还不愿散去。还得继续对酌几杯，不然何以销此长夜。于是到寒舍坐定，我搬坛子倒酒，他找烟燃上。菜是没有的，聊天扯卵谈下酒。过去袍哥的黑话叫——打话平伙。如果是男女凑合一堆，叫“打肉平伙”。

我们已经这样喝了将近三十年，相看两不厌，看来还得喝到老。

想起我们的第一次酒聚，那还是1987年。那时我在武大，算是一个写诗的人。有天下午宿舍门被踢开，冒出来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俩男人。进来便问谁是野夫，我看来者都像从金庸笔下出来，形貌略显古怪，还以为又是谁来寻仇。瘦高者自我介绍说：我是李亚伟，这是杨黎。

顿时大欢，赶紧去校园小酒馆布酒，并通知熊红等兄弟赶来陪酒。

那时的诗歌江湖，他俩都算是开山立派扬名立万的人物。亚伟的叫“莽汉派”，杨黎的叫“非非主义”。虽然此前未曾谋面，但却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当下开始一场恶战。

酒阑之际，皆已深醉。不知为何，他俩忽然争论起莽汉和非非的高低问题。原本理论之争，我也懒得置喙。正在结账，忽然发现他们打了起来。从店里打到外面马路，亚伟身手敏捷且高大，一下子把杨黎按翻在路边水沟里。我看是真打，急忙跑去扯开，把俩人按在石座上，开始像一个指导员一样批评。我也是醉了，可能说得动情，两人马上又开始互相道歉，还十分肉麻地抱头痛哭起来。

最后，我把亚伟扔到了我的床上，杨黎交给了另外一个男生。次日中午醒来，我去看我的床，已经被他呕吐得一塌糊涂。我只好忍痛拆下被子床单，直接打包从窗户丢了下去。

二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逢，杯酒订交，没想到竟成了半辈子的兄弟。那次他来武大，是来拜访武汉写诗的一些兄弟，顺便推广他们的地下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那次他似乎在武汉狠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学生食堂开饭时，他就去门口摆地摊卖。当年学生多爱诗，他们的诗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力道，卖来的钱也就勉强够喝酒了。

当年如他，能有勇气在食堂摆地摊卖诗，确实让我有些佩服。后来他邀请我和赵林等哥们一起去范道鉴家吃火锅，更让我暗自叹服的是，他竟然把我们法律系的系花也弄去了。这女子是食堂的一道风景，多少人垂涎，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地摊客的菜，让我们这群武大郎十分不堪。

三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李亚伟泡妹妹的艺术，

高深莫測啊！

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火锅，他也不知道哪里弄的牛油底料之类。更吓人的是，他还买到了活黄鳝泥鳅，大家都不愿动手杀生。看着满锅滚开的红浪，他说没事，直接倒进去煮熟就吃便是。哪知这些活物一进油锅，顿时烫的满锅腾飞，场面十分惊恐壮观。大家一起满地抓来，继续投入，盖住锅盖，最后才终于入口。

酒到八分醉，他开始朗诵他当年的成名作《中文系》，又朗读胡冬的《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用酉阳土话，大家被诗中那种幽默和泼辣逗得哈哈大笑。尤其后一首诗，其中有很多惊世骇俗的情色想象，听得那位系花面潮耳热花枝乱颤。

喝酒打架和泡妞，虽曰乃当年诗人通病。但放在亚伟身上，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符号。他的诗开了一代风气，他的诗意的活法，更是影响了一代人。我虽比他略长一些，但在学坏的路上，一路狂奔迄今，似乎还是未能赶上他的步伐。

三

大约是1988年初夏，他又找我来了。这回带的人马更多，记得有雷鸣雏，还有一个美女，还有俩小兄弟。那时我们也快毕业了，寝室里有两空床。大家挤不下，就把桌子拼在一起睡了两个。

这次他们是要去闯海南，那时海南传说要建特区，天下有理想的青年，都争着要去赶海。我说你们先去打前站，我随后就到了。结果他们一去，就再无消息。等我去海口公安局报到了，打听他们下落，只听说他和胡子武在那又打了两架，然后回四川了。

某日我在一服装市场，意外邂逅了雷鸣雏。只有他留下来了，找不到工作，买了个手动压面机，租了破房子做挂面卖。他说他考察了全岛，都是卖油炸波纹面的，没有筒装挂面，这个应该能发财。他哪里知道海南潮湿，挂面根本晒不干，家里放几天便长霉，根本没有市场。我要了他两百斤面条帮他卖，结果害得我大群兄弟吃了半年的霉面。补记：这哥们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策划大师，有这失败的面条垫底，估计啥也能策划成功了。

次年的夏天，我在海口街上忽然撞见了万夏。他是莽汉派的主力，亚伟的师弟和死党。我赶紧打听他们的消息，他说他是才跑来的，亚伟也在途。我们匆匆话别，各自跑路。没多久，已经在湖北的我，很快知道亚伟万夏老廖一干人等，全部上山了。

当然，时命非吾所之能也。兄弟们一个个接踵而至，在那个年代，也就算是诗人的宿命。到了1993年底左右，我忽然在狱中拿到一本书，是顾城的情人英儿写的《魂断激流岛》。书上印的策划编辑，竟然是李亚伟。我终于知道他的近况了，很快传来消息，说他和万夏，都已经成了北京的大书商。

四

1995年初夏，我甫一出狱，立即就赶去了北京，目的就是要找亚伟取经。那时听说他已然是大款，在北京长年包宾馆住，做书赚大钱了。对于急于谋生的我来说，自信这个兄弟肯定要帮我。师弟陈勇带着我去惠侨饭店，找到正在数钱的万夏，说亚伟刚好回四川了。万夏请我吃韩餐喝大酒，一瓶接一瓶的韩国真露，老子一看，果然是发财了。

万夏告诉我，他和亚伟、刘太亨等兄弟出来之后帮书商编书稿，悟出门道，自己开始做书商。他像传说中的流莺，电报召唤老乡一样对我说：这行当人傻、钱多，瘾大，快来快来。

我没钱去北京创业，只好在武汉做书。带着第一本易中天先生的书，去广州参加书会，这才终于见到亚伟。他天天请我好吃的，让我把书放一本在他的房间，他帮我下货。我自己在师父王继的房间摆摊，他押着洪晓东到我房里说：这是野哥，刚出来，你必须马上下钱。东哥看了看我的书说：你这像盗版啊。说完很不屑地掏出两千元，往我面前一砸说：北京，来两件。

散会时，我基本没收到什么钱。亚伟掏出几张纸，上面写满了发货地址，老板，电话等。他说，你就回去按这些地址发货就是，我负责帮你收款。我知道我那书印砸了，根本卖不出去。他那时是进货商追捧的对象，面子大，尤其是各地批发商多是少妇，个个追着喊“伟哥，你的货我包了，要独家哟”。于是，我就按他的路条，总算把货发了大部分出去。

大半年后，我公司倒闭，开始北漂打工时，大群前诗人且都是书商的哥们，一起酒聚。他悄悄掏出一沓钱给我说：这是我帮你收的书款。其实，我知道，那些书，基本都退货了，他是拿他自己的钱，在暗中帮我。

五

1990年代的民营出版人，被称为不法书商，民间又叫二渠道。具体业务就是自己组稿或编稿，然后找出版社买一个书号，自己印刷发行，付款收款赚取利润。这个行当门槛很低，非常适合走投无路的读书人创业，因此当时在北京云集了大批的诗人和“新生人员”。每年出版界要在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召开图书订货会，于是书商们也都跟着要聚会几次。

当年的订货会都是现金交易，每个会一个书商往往都会收到上百万钞票。那些年的李亚伟久贫乍富，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奢日子，仿佛后来的煤老板一般腰大气粗。但他以及我们这一批诗人书商，基本都不擅理财。每天包租宾馆，却不知道买房。那时北京的房市也就三四千一平米，大家完全没有置业的概念。

他的钱之主要出路是喝酒，晚宴喝白酒，喝完立即到歌厅继续喝洋酒，歌厅熬到打烊了，再到路边摊喝夜啤酒。妈咪视之为钱庄，三陪待之若恩客，连歌厅保安都认识这伙人了。一天，另外一书商在其中惹祸，被保安群殴，疾呼亚伟救援。等亚伟赶去时，他们已撤退，打得还未尽兴的黑保安们，一下认出亚伟是那一伙的，不由分说立刻棍棒侍候。可怜亚伟顶着满头鲜血，仗着手脚还利索，杀出重围直接跑到医院缝针，总算捡回一条命来。

他这样帮朋友挨打的事情，也不是一回两回。还有一次，他们几个在一烧鸡公小店喝酒，其中一哥们儿和邻座同样多的一伙人干了起来。两厢捉对厮杀，亚伟按翻一个打趴，再去救援另一个被按翻的兄弟卢中强。大家得胜撤退，他忽然想起他的手提皮夹还落在那酒馆，自个回头去拿。哪知对方受伤了正在报警，见他独自回来，立即开始群殴。他挨了很多板凳，最后仗着两手两支筷子杀出重围，皮夹还是被赶来的警察拿走了。

次日我去看他，他卧倒床头，满背青紫，内伤不轻。警察在他皮夹发现了身份证名片银行卡和现金七千元，电话叫他去所里投案。我一边帮他擦药，一边问他咋办。他说去了肯定拘留，只能找人说合。钱就给对方付医药费，其他东西取回即可。我说这个办法可以，但是再也别打了，我们也打不动了。

六

书商那些年，我们过的都是这种烂生活。每天喝酒打牌，然后泡歌厅。某夜，马松喝醉又和隔壁包房的一伙惹出事来。对方人多，要冲进我们包房打马松，我和胖哥在门口截住他们劝和。马松电话招人，准备大干一场。我立即电话亚伟，我说千万别来了，最后总算平息一场血战。

不法书商聚会中

终于有一天，大伙喝醉又去中韩歌舞厅。两边列队的陪酒女郎齐呼欢迎老板，我掉队走在最后，只听两个姑娘在嘲笑的耳语——这群只会唱《三套车》的老傻逼又来了。我顿时大赧，一想我们也确实过气了，过气到连陪酒女郎都瞧不起的地步。

可是这群人——李亚伟、郭力家、万夏、马松、赵野、陈胖子等等，放在80年代的诗坛，拎出谁都是一方人物啊。大家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因性格选择而悲剧，沦为不法书商已是无奈。再长此以往，也许就像金斯堡的《嚎叫》所言——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

于是，有一天我说，我们还是开始写作吧。隔了几天，我和老家都拿出了作品，再过些时，亚伟秀出了他的《河西走廊》第一首。大家传阅，顿时拍案叫绝。他开始恢复他那天生的才气和极端个性的语言，我敏感地直觉到，他回归诗坛，必将掀起民间写作的新一轮狂潮，乃至重新定义第三代诗史。

在那之后未久，我们相继放弃书业。我远走云南，他退回成都，都开始慢慢的写作。但也经常在各地各种酒桌上邂逅相逢，桃李春风，江湖夜雨，一晃也都四十几岁了，我们的人生似乎也该书归正传了。

那时他和默默赵野卢中强等一起，在香格里拉买了个客栈。我正好有段时间无路可走，只好去这里写作。就在我忙于稻粱谋时，忽然他兄弟给我致电说——亚伟查出了肺上肿瘤，需要立即动手术。

七

我闻之色变，担心从此幽明永隔，立刻飞去成都，希望伴他一程。兄弟相见，他还是要对酌，我说你还是把烟酒都戒了吧。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要是恶性，现在再戒那也迟了，还不如让我多享受几日。如果是良性，我又何必持戒呢？大家想想也是此理，也就陪他胡吃海喝，等着接下来的手术。

那天一伙亲友把他推进手术室，大家都忧心忡忡等着判决。生死临头，豁达如我辈，也难免心有戚戚焉。未久结果出来，万幸的是良性肿瘤。从他肋骨插刀，肺上取出鸡蛋大一球，宣告从此无忧，亲友皆大安。术后未几，他又烟酒如故了。但是毕竟好长一刀，伤了元气，人也消瘦了许多。

他那时有个老旧吉普，放在香格里拉，需要开回成都。我说陪他去开，两人一路自丽江到宁蒗，被人指错了路，一下开进了著名的险路——大凉山的烂泥沟。那是最贫穷的彝族地区，路上很深的烂泥；相传很多人经此遭遇劫匪。我们歪歪斜斜地一路滑行，不时还得一个人下车目测路宽，指导方向。

山上又开始下雪，不时经过彼时破烂的村庄。亚伟开着开着，忽然停下，伏在方向盘上对我低语道：野哥，我不行了，开不动了。我深知他的内伤还在，我看着这个一生勇猛的莽汉，那一刻忽然虚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很难服输的人，仿佛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不得不服输的中年。

我接着驾驶在那瘴气弥漫的小路上，再也不让他换手。老兄弟很长时间都沉默着，不知道前路还会遭遇什么问题。也许神灵保佑，三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成都。后来在路上，我对他说——我们该要消停了。你是这个时代顶级的诗人，你不写诗，完全糟蹋了你的语言天赋。我说，我们非常幸运地与这个时代众多非凡的人成为兄弟，我们之中必然有一批人终将走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