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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若戏悲欢尽,笑看天风扫宇寰

——野夫一席谈【节选】

 

学习博览:你在大理做一些什么事情?

野夫:写作读书,累了就出去交朋友,喝茶,到当地的道观、寺庙,与方外之士聊天。我是一个江湖人,喜欢结交形形色色的各方朋友,今日中国我还没看到哪一个文人交的朋友比我更杂。各种人生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素材。一个道长为什么成为一个道长,一个方丈为什么成为一个方丈,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到深山去隐居,总是有他的人生故事。

 

学习博览:怎么样得到他们的信任?

野夫:信任要有个过程。有的人是一面就成为朋友,靠直觉。有的要慢慢交往。我的态度是凡事不需要刻意去做。

比如,我在大理认识的无为寺的方丈。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早已荒废。他二十几年前找到那个寺院旧址,一个人一点点修,现在修得很大。这个人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我第一次去他那个寺院就觉得很独特,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捐钱也行,不捐钱也行,功德箱摆在那里,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而且不用电。这些山规一定与方丈有关系。

我经常一个人或者带上朋友,到他的寺里面坐一坐,在黄昏斜阳下喝喝茶。我判断他是方丈,也不问他法号。他也在观察我。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有默契,有一句没一句的交流,慢慢觉得是有因缘的人。然后他邀请一起吃斋饭,我每次去也会送点米和油。

其实我就是喜欢传统读书人的这种散淡生活,我一生对自己修为的要求,对自己为人处事的要求,自认为还是在向传统士大夫学习致敬,或者说,模仿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士。

 

学习博览:你是自觉的,还是有什么引导你向传统的“士”靠拢?

野夫:我觉得是自觉的。从童年开始的经历,家庭、教育,和阅读以及交往都有关。

从我童年开始,这个社会给我一种不快乐的感觉,总是让我产生逆反的心理。我从上学开始,少先队拒绝加入,共青团也拒绝加入。我毕业后在宣传部和省会公安局政治处工作,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是党员,都是一把手动员我写申请,我不写。

我要想走仕途也许早上去了。我们78级的大学生在各地各单位基本都算是骨干,我要想当官,基础比一般人要好。但是,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反感这些。我有一篇文章叫《童年的恐惧与仇恨》,写这个社会让我既恐惧又仇恨,这种厌恶到今天为止从未减轻,我一点都不掩饰。当然,仇恨是特指的专制独裁式的社会,而不是国家。我一直不出去,是因为我对文化江山、文化中国还是留恋的。我只是对这样一个阶段的时代不满意。

 

学习博览:您好像人生中好多事情,也没有正儿八经想做出什么的,结果还做成了。

野夫:我一直没有像我的同学同辈们那样努力,并未一定要在什么上做出成就。二十几年来,我几乎多数时间都在玩,在经历我的人生,或者我的理想。

五年前我动笔很少,留下的东西很少。我当书商做编辑都是在为人作嫁衣裳,很多书稿我瞧不起,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自己首先要活得有尊严,我只能当一个书商去推销一些烂书。但是我没写并不等于我心中没有文章,很多文人把我当一个烂书商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是比他们棒得多的文人。

真正的上网,在网上贴东西,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但网络文化进入中国,我算是功臣之一,这个以后再说。我五年前到故乡一个网站,偶尔跟一个人聊天,他说是李如波的学生。李如波是我压在胸中很多年,一直想写的。我说我跟你讲一下你们老师吧,于是就开始网络写作第一篇。我放弃文学十几年,终于开始写,写完贴在一个小小清江社区,结果反应很大。

余世存无意中看见了,之后给我写了一封email,说你要是写作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法。这让我很惊异。第一,他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第二,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值得虚假的东西,他用不着奉承我。坦率地说,虽然我知道自己文章写得还可以,但没想到会让朋友们这么看好。后来一批读者朋友纷纷给我打电话,说一直看你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酒鬼,没想到出手的文章还可以。

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到2006年,决定不做生意了,把公司送人,外面欠我一百多万的债,拿来撕了,不要了。还加上离婚,房子不要了,开个破车带着换洗衣服到大理去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重新决定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写下去,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满意,很好。

写作使我我获得了一种远远高于我自己想象的荣誉,这个荣誉与反动体制没有任何关系,与任何主流人的评价也没有关系,我只在乎这些读者的评价。

 

学习博览:你的生活来源呢?

野夫:写散文、写诗歌乃至于大部分写小说的人,在中国都无法用稿费生活。文人要靠写作生活,就必须分得很清楚:一部分是你自己爱写的,不挣钱也写,就像我们写博客批评政府,不仅不挣钱,还挣危险;还有一部分是挣钱的写作,对我来说,我能编剧本,可以获得好的收入。这算是我自己修炼出来的一个手艺。

在这个国家,不愿食周粟的人必须学会南山采薇。既然你不吃皇粮,不在体制内混,那你必须自己到南山,像伯夷叔齐兄弟一样,长歌怀采薇才行啊。你连薇菜都采不回来,那就只有饿死了。我其实很反对知识分子不能谋生,哪怕是革命知识分子,他如果纯不能谋生,完全靠社会救济,我也不持肯定态度。

我坐牢出来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那个时候还要考虑养母亲。我想再不济可以到餐馆去应聘做厨师,我还炒得一手好菜嘛。中国那么多农民跑到城市里来,提一桶水拿一个毛巾洗车也能生活下去。我是一个永远可以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的一个人。

我十几年前坐牢出来来到北京的时候,大冬天,住在北京大杂院,没有暖气,没有火,只有两袋换洗的衣服。在北京整整10年,1996年来的,2006年走的。离开北京的时候,收获了十年的混世经验,收获了各种因缘、朋友,还能开着车离开北京,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到北京,最初是去打工,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年中国首富牟其中当秘书。

 

学习博览:这个我们真没了解到!

野夫:我人生经历的戏剧性的转变,很多人编戏剧都编不出来。

牟其中的秘书,我做了一个月,知道不是适合吃这碗饭的,不能跟他干。这个时候某出版社在北京招聘编辑,武大校友就把我推荐过去了。戏剧性的是,几年之后,牟其中被抓了,判刑了,在哪儿服刑呢?就在我当初的那个劳改队,现在管他的管教干部就是当年管我的。我回去看他,还回到我那个队。当年的亿万富翁,这会的阶下囚,和我换了一个位置,当然我没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接替了我的那个位置。

说实在的,我就写自己的传记,精彩完全不会亚于小说。我自认为我写出来,说狂妄点,能接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这种分量。我交游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见证了这个时代各种微妙的变局。

 

学习博览:你坐牢跟各色人等,包括社会上最坏的一批人打交道,了解到人性的恶的底线。这对你以后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应该是有点影响吧?

野夫:对。有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在的劳改队犯人们有一个说法,叫“耍经验”,比人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应付各种危机的阴谋、计谋多不多。谁最会耍经验,谁最牛。你想,里面所有的最会耍经验的人,当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耍的任何经验我都看得懂的时候,这个社会还能比他们更“经验”到哪里去?

 

学习博览:我发现您写的东西里面,对于人性恶的批判还不如对社会的批判多呢。

野夫:这个我首先归结为,确实是这个社会造成了中国人性扭曲、堕落。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说法,孔夫子还怀念尧舜,怀念三皇五帝的时代呢。但是,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也就是每个时代都在滑坡,社会道德是在退化,物质是在进步的话,现在这个社会使人退化堕落得更迅猛,更严峻,摧毁得更狠。所以,我认为要骂人性恶,首先是骂制度恶。

 

学习博览:其实,您本人还是属于本性善良的。

野夫:我从来是善良的。我可以说,我看到比我善良的人有,但是不是很多。这个不是吹牛,我的朋友都可以见证。我的善良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举一个很小的细节,遇上红灯车停路口,有人发商业传单。寒风中,很少有司机愿意把车窗摇下来,收一个传单。我只要人家过来,都会收他的。道理很简单,人家在寒风中要发完这一摞,他首先是敬业,没有拿一摞全部扔掉,他要全部发完才能拿到今天的工资。这么大冷的天,你开着车,人家在外面,你收过来,帮他减轻负担,让他早点回家不行吗?

自古以来,善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境界。我还是相信这个。在我童年的时候,多数人还真是善良的。在那么贫穷的日子里,哪家断了米,这家给送点,那家给送点。过年煮一碗汤圆都相互的送。现在是越来越不善,越来越不义了。

 

学习博览:您看到社会堕落的状况,一直在努力帮助改善。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沮丧?

野夫:我身边多数朋友是悲观的,包括对历史、时代和对社会的看法。我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在任何场所都是坚持说,作恶者必将很快消亡,这个大势是不可改变的。

 

学习博览:您做了那么多年的编辑,那么您对现在中国文坛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什么?

野夫:我认为中国的文坛,当然这个概念多数时候是指体制内的文人。我认为依靠体制的津贴、官饷来创作的人,哪怕他的文学技术达到一流了,他的文学也难以达到一流。他既然戴上了物质的镣铐,多数人就会戴上精神的镣铐。

中国作家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表现,让我顿时看清了,这就是体制内名家的出息。不管他文章写得多么好,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对制度的批判和揭发,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可怜虫。所有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不挑战黑暗,不挑战极权,何以称得上伟大?你哪怕把一篇散文写得精致之极,把一篇小说编得奇妙之极,你于这个社会和历史又有何贡献? 六十年的文学大师们,可能在面对一个说真话的小孩时,都应该感到羞愧。

 

2010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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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野夫

土家野夫

87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土家野夫又名野夫,本名郑世平,1962年出生于湖北恩施。中国自由作家,发表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论文,剧本等约一百多万字。代表作品:《江上的母亲》《父亲的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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