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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记忆抵抗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某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二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倦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却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一个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三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仅仅针对的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其实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壈。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二十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我惊秫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四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佐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纪,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藉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的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五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党人一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六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们,遗传了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是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2011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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