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窃想，如我辈中人，倘若投放到古代，又该是怎样的一种际遇？肯定也读书，却难以进仕，也没胆量造反——那我们还剩下一些什么活法呢？

援引古例来看，积极一点的人生有两种：激进者去学游侠，保守者去当幕僚。游侠近乎要改造社会，虽也快意恩仇，然而风险成本太高。幕僚大抵是维护现实，尽管衣食无虞，但却要俯仰随人。也就是说，不想轻生死，又想存骨气的人，以上两者皆非生命正途。

于是，古人又为这样的人，在侠与僚之外，设计了第三条道路——隐。

关于隐逸的传统，中国真是源远流长。其中一种影响甚剧的谬论叫着——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在我看来，隐于朝者谓之奸佞，隐于市者谓之逸民，隐于山林者谓之幽人。

幽人之谓，语出易经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孔颖达疏解为“故在幽隐之人，守正得吉”。此即谓仅仅是幽居岩户还不能唤作隐士，还必须践履大道，守正不阿才行。

当世江湖林泉俱为国有，隐逸的客观条件已然无存。然则内心像幽人一样生存于此俗世的人，其实尚未绝迹。以此衡之友侪，苏家桥兄庶几近之。

                                   二

苏家桥乃80级大学生，晚我两届，算我学弟。我们同长于山城利川，父辈即是剿匪时的搭档。因是，我们可谓世交。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风犹存；十几个利川来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诗酒过从，自然容易成为帮派恶少。那时吾辈顽劣野蛮，出入袖刃，几年大学生涯，记忆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数战，伤人亦自伤，于今想来，唯余惭愧。

我先毕业分回故乡教局，两年后这帮兄弟又都发配回来。苏兄的去处，便在团堡乡镇中学。我在教局督学，经常下乡巡视。他初去该校未久，便已成为师生谈资。那时的乡校多为木楼，卧室板壁相间，全不隔音。据老师投诉，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诵诗恸哭，酒尽后撒尿入瓶【因厕所太远】，然后半夜投掷尿瓶于屋后窗下，一声爆响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语文课讲得极好，却不是一个尽职守则的老师。多数时候钟声已久尚在酣卧，学生干部只好来敲门，他遂起身也不洗脸就赶去。到了教室，低声问学生：我昨天讲到哪里了？偶尔宿醉未醒，便叫学生自习，自己则伏在讲台上酣睡。一日，学生听见鼾声，抬眼却未发现老师，上台检视，原来苏老师已经滑到讲台下黄粱梦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带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饮，竟至当街醉卧。乡人讶异，打着火把来查看，其中一家长惊呼：苏老师咋个睡这里了？苏兄仰躺挥手笑曰：没事，诸位忙，我们歇歇再走。想起辛弃疾词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过这样的意境尔尔。后来蹒跚路上，我又掉进排污沟里，幸好两位把我捞出，轮番背回其寝室。三人皆已浑身污淖，且人亦如烂泥，便和衣挤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过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满污泥的床单被子，竟然依旧，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内则仍余秽气如缕。

那时单身的他，脏懒乱一时无匹。团堡教育站长来局里投诉，只好将之调往汪营中学，与我们另一兄弟方舟比邻而居。我再去看他哥俩，发现室内满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轮番打开几个瓶子凑近嗅闻，有的盖上放下，有的倾入碗中。询之，原来有些盛满夜尿，有待集中搬运出庐。醉后欲眠，发现这哥俩更绝，竟然共用一个盆子洗脸洗裆洗脚，连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84年，我们终于给他在州府恩施，介绍了一贤惠女友。就是这位后来的妻子，当时辗转乘车来到乡下对相，进屋一看床单漆黑，难以下榻，顺手揭开要洗。哪知揭开一层，下面另有一层同样污脏，又揭下，再揭下，总共竟然翻出五张床单，皆是双面狼藉。他自个一边傻乐，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然没有因此嫌弃；反而就在那稻草垫底，终于染上阳光香味的床上订下终身。

                                  三

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心中一直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假设不是因为苏家桥内心的品质，舌耕乡野且容颜粗陋的他，又何能赢得青眸的眷顾。

周作人曾经形容弟子废名，说他长得像个螳螂。我看过废名旧照，似乎找不到那种感觉。倒是吾友苏家桥，确确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们乡下唤作跳鸡子。也就是说，手长脚长，头颅细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从小就戴的眼镜，活脱一个冯巩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调侃则是——敝体向称瘦峭，柔如飞絮；贱齿还算锋利，粲若编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电杆之细。骨轻似燕，可秀纤掌之舞；发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锥。

其人好读书，尤擅于旧学；初时痴迷于魏晋，故言行风度颇类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剑四顾的自雄，也多穷途而哭的绝望。然则哭笑歌行之内，却是心底的悲悯和温良恭让。某夜深雪覆盖寂寂小城，除夕将至，我与他醺然还家，路遇一老丐蜷缩某机关门前。他拉着我上前询问，老丐曰当年水灾，其家颗粒无存，只好年关进城行乞；言毕泣下。老翁勾起我们各自童年颠沛的记忆，顿时三人抱头痛哭于当街；我们倾尽囊中散银，再三拱手揖别。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恍惚还残存这样一点古风。

就在那时，他的授课已然别具一格。当年教材，多是刘白羽魏巍杨朔文章充斥；他每讲到这些烂文，便抛开教科书大谈这些课文的拙劣。然后从怀中掏出我们诗社的地下油印诗刊《剥枣》，给孩子们开讲其中的佳妙。他的课堂，我称之为“茶馆式教学”；经常组织孩子们自由讨论，他只负责启发思路并偶尔参与评判。最初校长颇为忧虑，不免有些讽谏之词；哪知年年期末会考，他的科目却往往拔得头筹。再后来，则谁也不敢不刮目相视了。

若干年之后，我们还乡，偶尔还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带口的读书种子或社会闲杂。见着他则依旧尊为老师，执礼甚恭；而他则多已不记姓名了。

                                   四

山中无日，我们这群狂热于诗歌的泼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乡书梦中，愤世嫉俗地挥霍着青春。每到周末，乡下教书的同人都要进城燕聚；我们刻蜡版油印地下诗刊，各自谈每周读书心得，相互辩难，恍有稷下之风。夏日深夜，一轮好月照临烟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浑无人迹。酒酣的苏家桥提议，何不裸体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晋中人服下五石散之类药物后，燥热难当，必须裸身奔走以便发散药力的意思——于是我们也就寸纱不沾地上街漫步。几个白花花的醉躯晃荡在寻常巷陌，偶尔窥见的人必定惊骇地以为，土家赶尸的队伍竟然再现于当世。

这样行散之时，往往残醉犹在。那时的我辈，每多促狭放诞之举；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名称木牌，苏家桥与我便去愤愤摘下，两人抬着一路狂奔，再寻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后他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的是人民法院。他朗声大笑曰：这个惹不得。于是，我们又只好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那时我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才能抵达省城。我们与山外的唯一联系，是读书。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们与渐次开放的时代保持着同步的成长。于是知道我们这个深山僻野的诗社，事实上也在呼应着山外的新文学社团运动。其时，我们也曾多么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围。1984年的冬天，传来大西北招聘人才无需档案户口的消息，我决定西出阳关。苏家桥闻之，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于桃花千尺矣。

                                    五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苏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年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枪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就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经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极权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不相言语。

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的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的祈求抑或咆哮：他们又抓我来了，快带我躲一躲吧。这些中年遭逢阶级斗争折磨的老辈，余生都深陷于受迫害的惊恐之中。

那时的苏家桥已经调到了州银行工作，成家育子的他，不得不同时还要照料老父的生活。痴呆的老人竟如弱智的孩子，随时在家里和他单位院子就地便溺；寿则多辱的情景，不免令他心痛且难堪。他常常对我感叹，自己老去设若不能尊严有质量的活着，则一定自决。后来，偶尔清醒的父亲独自回到利川，独自在其衰朽残年，最后尊严地跳进了清江……

其父一如吾父，至死也未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家族的来历；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们，多在家破人亡之后，悄然掩埋了自己的寒苦记忆。

待他如母的姐姐，曾经是利川的美女。由于文革祸乱，失学下放，早早就嫁给了一个武汉知青。知青最终返城，留下一个儿子在山里；姐姐再嫁工人，工厂倒闭，夫妻下岗。姐姐在某个冬天的炉前，毫无知觉地死于煤气中毒。姐姐的长子，那个在我们训诫下长大的老实孩子，却在我们这一代老去之后，成为了利川新一代古惑仔，在一场复仇之战后，身负命案而入狱。

                                   六

这一切厄运之后，中文系毕业的苏家桥，竟然成为了银行的经济师；终于步入了他日渐安稳的中年。行长曾经是其父一手栽培的旧部，他的同学也多已成为州里的要员。唯独他坚持不党不群，厕身于经济时代的洪潮浪底，凭手艺悄无声息地枯澹生活着。

他现在是银行唯一最老资格的科员，独往独来，绝不逢迎于任何上司。单位福利甚好，时常瓜分蔬菜水果；他总是在一众挑拣离开后才去看看，倘有残余便随兴取一点回家。他完全与世无争，且幽默豁达，与人为善，自然便成了众人欢喜的怪物。大家戏称其为行长，就是面对真的行长，他也一样朗声模拟官腔应诺。领导知其向无野心，不以为忤，同事则暗佩其浑无体制之俗。

他若宿酒未醒，午餐兴致好时，会在食堂把领导叫来陪坐。故意问：你们是党员吧？领导茫然点头。他又问：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吗？领导赧然摇头。他会笑着说：那我来给你们上上党课吧。领导只当他是嘻哈疯癫之徒，不以为意，也就顺便听他倾倒满腹掌故。他可以口若悬河地从马恩开讲，从国际共运扯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老布与托派的区别，斯大林与老毛的同异，一直讲到领导瞠目结舌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落拓形貌奇异的人，单位上横来直去，眼珠里青少白多。但每逢国家总行要在旗下搜罗笔杆子进京临时编书之际，往往他又是众口一词的举荐对象。他无意奉召，我辄劝他来京师与我喝酒；这样来去几次，有司赏其别才，询之愿否出山。这对多数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恩赏，他则莼思萦怀，素仰晋代张翰名言——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大笑还山，依旧做他纤尘不染的科员。

庄子说，山林里只有一种散材，既不因为其高大挺拔而被伐去廊庙做栋梁，也不会因其蓬杂一无是处，而被砍去当柴薪。这样的树木，方能苟全于乱世，得以颐养天年。古代称为散人的散，便是从这里来。苏家桥的天性，便是这样的散淡。功名利禄于他确如浮云，他是连名心皆已褪尽的人。

                                   七

凡人处世，总难逃名缰利锁。雅人利欲易退，然则名心实难消磨无痕。就连世外之人，都还崇仰修成名僧高道，况乎七情六慾的俗辈儿女。但是名心尽退的人，并非心中爱恨全消；只是他不欲将这些腹海砚田的波澜，再拿去博尘世功名之冠带而已。

苏家桥日夕坐拥书城，是鄂西不多的藏书小家之一。他腹笥深厚，笔锋暗藏，乃吾侪之中最先泡网的虾客。我之重返文字再兴笔战，实因他与世存、倾城几位熏染所致。但他历来述而不作，从不投稿梓世，更不以本尊现身，乃至迄今知其何人者无几。

他亦新旧文体悉能熟练操刀者，散文之淡雅且冷幽默走丰子恺一路。他多年前写过一篇忆旧文字——《跟猪一起成长》，试摘几段，聊供欣赏——

猪，在我记忆的暗角里一直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们臃肿的身段和愚笨的步伐，跟它们被宰杀后肥白的沉重肉身一样，让人心生惊悸。的确，如有人说的一样：猪是在杀戮时唯一得不到怜悯和尊重的生命。但不幸的很，我一出生就和这群肮脏邋遢的动物结伴而行，互为邻里。

十岁以前，除了其间有一年多光景随母亲流落乡间外，我一直生活在位于L县城羊叉街猪屎坝的一家食品公司。那正是物质极度贫乏的文革年代，而食品公司不仅自己养殖了大量的猪羊，还掌握着L县所有牲口的宰杀大权。

那时侯，我跟猪们一样住在简陋的木板房里，它们就在我的隔壁喘着粗气，很响地吧嗒着嘴巴进食。那时没有“卫生”的概念，没有人教我怎样有尊严地干净地生活，猪圈成了我们的厕所。《左传》上记载“晋侯入厕，陷而卒”，我回忆着两千年后没有丝毫改变的深坑粪水，绝对相信古人的诚实之言不余欺也。

我只承认我的确比猪生活得要稍微好一些，至少我不会常常感到“性命之忧”。我的邻居猪们就不同了，它们通常只有一年的寿命，任人宰杀的凄惨结局是他们必然的命数；而我却拥有免于被任意屠宰的自由，人们不能象杀猪一样地轻易地把我抹掉。我像猪一样地活着，却不会像猪一样地死掉，我总算感到了“人权大于猪权”！

我不知道怜悯和爱是怎样产生的，我只是感谢上苍，庆幸现在的我居然还能够泪眼汪汪地读着特蕾莎修女的故事。但养猪厂不相信眼泪，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暴力、杀戮、肮脏、贫贱、麻木、冷漠……哦，像猪一样地活着，像猪一样地呆滞，像猪一样地对生命的消亡无动于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的邻居猪们也一拨一拨地在我面前消失，而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在“一地猪毛”的环境中成长……

苏家桥的旧诗词功底也非同寻常，其文白夹杂苦笑冷嘲，则酷似聂绀弩杨宪益一辈之披风刀法。当年我在槛中时，他曾遥寄贺新凉一阕，词曰——

别后相思久。点支烟，挑灯枯坐，吃杯烧酒。江上飞寒风且大，未晓冬衣可有。怕只怕，杜郎穷瘦。一别经年何日见，偶回来欲语兄寻走。思往事，空垂首。

外头过活兄安否？待书来，看它几遍，莫教离手。自是危楼休独倚，怕说吹箫屠狗。但记取，死生师友。留得故园三分地，俟功名料理归田后。我与汝，再相守。

                                   八

许多年来，我曾经为他扼腕而惜，总认为以他的才华品性，埋没深山是一种浪费。现在，我开始慢慢领会他那种生活的自适了。自古读书人多要为“出”与“处”的矛盾而纠结，多半是在出而未果的情形下，再选择做一个处士。而他却是，从青春时代开始，就早早放弃了他在尘世的一切有为，选择了这种无道则隐的存在方式。

他在旁人眼里，像一个非正常人一样地特立独行着。故乡三百万人，可与言者几近于无。只有零星几个山外老友归去时，才是他终夜纵酒击壶高谈的节日。平素里，则每天早晚要在山城蝺蝺独步，每一个大街小巷老屋民居都在他苍茫视线里，一点点消逝——他残忍地见证着儿时巷陌的远去，无可奈何地在嘈杂俗艳的市声里，像一个丢魂落魄的人一样，试图找回一些曾经的亲爱。

他曾经着迷于鲁迅，但现在，他说他更喜欢胡适。当我还在为自由而力争之时，他劝勉我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对这个世界尽量微笑，耐心地去对他那些出仕的同学讲解民主的意义。即便面对一个中年入党的老友，他也只是微讽道——宣誓是一件神圣严肃的事情，除非你真的相信……

苏轼诗云“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而他，却是天天要独行到田野的——自前年漫步两次摔折左右两腿之后，开始迷恋上了自行车郊游。除开上班应卯之外，其全部生活几乎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樽边。他和我一样，一直保持着独酌的习惯，常常一个人把自己灌醉。醉到半夜醒来，荷戟彷徨，只好再小酌低唱一番又睡去。朋友们调侃问他究竟还有什么理想，他则戏答曰——只要科长不天天吼我即可。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人人皆在私下保持着对他一份应有的尊敬。

去年，有南周记者去回访邓玉娇；山城落寞，电话问我——故乡可有其他人物可资一聊。我即推荐苏家桥等与之酒聚，后来这位见识过诸多时代风流的记者朋友对我感叹——老苏确非常人也，有趣。

想想家山万里，在这个极其无趣的时代，真正有趣的人生实在不多。苏家桥独自在深山与时俱进地冷眼旁观着这个喧嚷畸形的盛世，独享着自己的不屑——他对这世上的诸多荣华，真是有一种彻底的不屑的。

他也每天上微博，仿佛和这个世界还保持着有一搭无一搭的联系，然而我深知，他的心已经很远很远，似乎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独自嘲笑着我们。他最近的一条微博这样写着——今日微晴，单车赴郊外。遥望远岑，云雾弥漫。诵晋陶弘景诗赠博友：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东坡词谓：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每念及此，我就想起他那时隐时现在故乡人丛中，无人曾识的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