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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他乡

变迁的时代,多数人没有了故乡——或者将家山遗忘在道路的起点。于是,所谓盛世的浮华,往往暌隔了我们对乡土中国的转顾。城市虽然不断扩张其边界,农村一点点被吞噬进其现代化的矽肺般的胸腔。但是,至今农村依旧是广大的存在,像是这个飞扬跋扈时代的一道硬伤。仿佛为了逃避那种隐痛,无数人背井离乡,将村野百姓父老乡亲漠视在近乎中古的时光深处。

而我,依稀是一个怀旧的浪人;在黄昏的余晖下,在那些日渐消逝的古老风景中,似乎看见旧日乡村浮现出来,还荡漾着灾荒岁月的冷火秋烟。似乎正是这样一些突然的哀伤,搅起了一点埋名江湖的豪兴,遂因之走进了地震劫后的罗江。

乡村建设或者乡村改造运动,本质上说,是无数先贤筚路蓝缕开创且至今远远未竟的事业。甚至说中国传统乡村原有的治理结构和道统,在被当代损毁严重之后,眼前更加积弊沉重。我曾经研习过民国年间阎锡山治下的山西村治条例,厚重如山,细致入微;发现那个时代的地方军阀,也曾经为改造乡梓而呕心费神,甚至成就赫然。

然而,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的都市完全同化于欧美了,广大乡村却依然几乎停留在往日。即便改革开放几十年给山野植入了新房电器,但农民则多数依旧生活在脏乱差的陋习,和大集体以来的不由自主之中。

在灾后重建的诸多矛盾冲突背景下,相对开明的罗江地方官员,为我提供了一些社会实验的机会——因为在当下,政府垄断的乡建,一般很难容下志愿者和NGO的插足置喙。于是,我选择了个别村落,进行真正的村民自治试验。在村民小组里面,定向推选村民议事代表,也就是纯粹的农民议员,由他们形成议事会,对全村的各种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决策。村两委变成召集者和决议的执行者,并同时接受议事会的监督。全村重新厘定村规民约,勒石树碑,立于道口,期以重建乡村的道德秩序和良俗。这样一来,这个原本纷争颇多的边村,渐渐公义流行。那些拿到议员证的农民,秉公输诚可以决策乡村公务,也多了尊严和荣耀。

我一直认为,在皇权不下乡的时代,传统乡村美德良俗的形成,一部分来源于民间戏剧曲艺说教的潜移默化。这一传统在新中国难以为继,民间艺人几近彻底消亡。电视广播的普及到户,各种城里人的恩怨离合与政党的宏大叙事,其实对乡野而言只是艳羡消遣的传奇,与他们的道德生活没有太大关联和影响。

我想象中的古代,一个不孝的逆子或者一个背叛糟糠的滥人,会被鼓书说唱到方圆百里——这样的口碑惩罚,在熟人社会是一个有效的教化手段。我们能否在当下的乡村,一定程度地演进一下类似的乡村戏剧呢?于是,我开始培训那些喜欢文艺的农民写单本剧,用方言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真实故事,扬善讽恶。同时培训那些热爱表演的农民,在自己的乡土,用电视剧的方式演出。另外训练县电视台的编导摄像,自拍自剪,完成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在县电视台逐一播放。

全县农户都能看见自己熟悉的乡人,忽然成了电视上的明星,演绎着乡里的家长里短,顿时兴趣盎然。现在这一名为《罗江故事》的农民剧组,已经自发地承继着这一方式,完成了近二十个作品,其中几个分别获得了全国和省级大奖。农民的街谈巷议里,开始传诵着这些小品剧的喜怒。这种我命名的乡村新戏剧运动,是否能复制到其他地域,窃以为并不困难。我相信这种探索的意义,假设被有司所鼓励,不失为乡建的一个内容。

当代知识分子多数渴盼的都是走出乡野,走向远方的城市。我们在别人的城市酥胸,销蚀着偶尔残存的乡愁。民国年间从美国回归乡野,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晏阳初博士那一代仁人志士,成了我们这个势利时代,少数人的一种仰望。有时常想,我们真是堕落的一代,即便偶有的一点实践,也仅仅只是对先贤的一种愧疚的致敬而已……

 

 

乡建·野夫访谈录

问:请谈谈你的乡建历程。

野夫:乡建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或者是很大的话题。每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点,去做一个突破。随着时代的变化,乡建的内容肯定需要一个新的转变。我也到河北定县考察过,我不受任何组织委托和基金支持,只是出于个人实践,因而只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具体到我在四川罗江所作的事,值得说的大概有两件:一个是乡村民主实验,第二是新的乡村戏剧实验。

虽然精神承继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却远非那些伟大的人,一生去致力于某一件事。我缺乏那种奉献和牺牲精神,本质上是一个江湖散人,愿意做各种社会实验。对这个社会进步或转型有好处的,我就去做一下。我认为这也是有意义的,至少成就我自己的经历,成就我的调研文章,生命和生活也因此变得有一些意思。

问:乡建如何处理好与权力的关系,这构成乡建过程中的困扰,你对此怎么看?

野夫:中共治理后的中国,所谓乡建,一直是由党委政府主导的运动式的事业。比如土改、四清和社教等,也算官方意义上的乡建。从现在来看,它更多的是对传统乡村格局和美俗的破坏。破中没有立,于是留下今日乡村的诸般恶果。近年来开始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等等,客观上说是有些物资生活改善的,但也多有停留于形式,甚至权贵资本下乡,变相掠夺土地。本质上说,官方从无兴趣把乡建这样的大事,让民间NGO或个体志愿者插手。即便是慈善或者公益性的乡建,地方上也多抱持警惕态度。那么,个体要想开展此类工作,必须得到某地一些开明官员的支持,没有这种默许、理解和配合,基本上难以进行。面对这一僵化体制的时候,你必须有足够的坦诚和气度,需要让他们理解——你没有任何不良企图,你仅仅想为社会聊尽微薄。

问: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乡建派人物,对现在的乡建还有意义吗?

野夫:那肯定是有意义的,那是一种标高。这些伟人被批判之后,关注乡建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日渐稀少。在民国年间,这些大知识分子从事这种苦差事,从精神价值上讲,他们是永远的丰碑。中国的问题,其实还是教育农民和改造农村的问题。近代化也好,现代化也好,乡村还是那个乡村,似乎几百年不变。

问: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乡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受到挫折,在心理上出现了向农村回流的趋势。是这样吗?

野夫:我没看到这种大面积的转向。我们要把上山下乡的国家动员和近年来的什么大学生村官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属于真正的自愿乡建。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确实有一批人在走进乡村、建设乡村,但将他们放在整个知识分子大背景下考量,可谓寥若晨星。现在有几个考进城的大学生,还愿回到故乡效力乡梓的?

问:那如果由此给乡建定一个精神内涵,你觉得是什么?

野夫:真正关心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脚踩大地。即使体制转型突然来临,乡村建设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命题。农民那些被摧毁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其重建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乡建的精神内涵,应该是对社会对民族的真正终极关怀,而不仅是对政治的兴趣。

问:你认为道德重建是乡建的任务吗?

野夫:我认为这是乡建必须要担负的,乡村道德体系的重建才是真正的目标。而不仅是去乡村建设一个公厕啊一个垃圾站之类。

问:你不认为乡建是一种潮流,对吗?

野夫:我希望它逐渐形成,但眼前它没有形成潮流。村官也好,或者选调生也好,并非主动回去参加乡村建设,他们回去只是为了进入公务员系统的一个权宜之计。 

问:那乡建是否构成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

野夫:如果能兴起一种运动的话,当然可以这样相看。问题是,这种社会运动在体制内是无心发动的,而民间人士做这个事又近乎踩雷。对我个人来说,乡建只是一种社会实验,如果真想这个事对整个社会和民族有促进,还是需要有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问:乡建出现一些不同类型,你认为能回应目前三农出现的问题吗?

野夫:这些人物做的每一件事情,好比是各有各的刀法,都有他们的好处。比如说茅于轼先生的小额贷款,对农村就不仅仅是经济扶持,巨大的意义还是培养诚信,涉及到信用重建。

问:也就金融的背后是道德重建?

野夫:那是。因为仅仅是扶贫性质的乡建,救不了中国的乡村。

问:如果把民主作为乡建的一个前提,是否意味着乡建的前景并不乐观?

野夫:于私下而言,确实不能无视这种悲观的成分。但是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我还是愿意鼓励和号召各种人回到乡村做这个事情。民主一直也是政府的口号,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会实现这一前提的。也因此,我对乡建依旧保持乐观。

问:你怎样看待乡建人士与当地人的隔阂问题呢?

野夫:我举一个例子——1905年,英国传教士伯格理来到贵州石门坎,以今天情形看,石门坎还是严酷的贫困地区。一个外国人语言不通,有宗教和文化差异,面对的还不是汉族人,而是更落后的一支苗族。传教士办了学校,发明了苗文,直到现在还在被老百姓自觉使用。他在当地修造了游泳池,传播卫生概念;建造了足球场,带去了各种文明风气……当时他为什么和老百姓没有隔阂呢?为什么一百年后,我们本族人到乡村,还有隔阂呢?这到底从何说起呢?

问:那是否说,乡建人士还是需要一种类似于宗教式情怀,才能将乡建道路走下去?

野夫:那当然。不是宗教人士,但要有宗教情怀,也就是要有殉道精神。假如我是这样的人,在乡村认定做一件事,那就一直做下去,像那些传教士死在那里一样,始终做下去。必须把这个当做一件崇高的事业看,做完后,可以将其当作“生命就没白来”的一件事来看待。给你带来荣誉,同时带来有价值和趣味的生存。很遗憾,我缺乏这种精神。

问:有人说乡建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你同意吗?

野夫:我不这样认为。中国城乡差别是一个极大的现实,不管是哪个朝代和哪个政党,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一种乡建,是政府乡建或国家乡建。部分地方政府搞的城乡统筹,也属于此列,也都有它们的成效。不过,其成效中的很大部门只是表面的,把路两边的房屋粉刷成一样,这种可叫做“穿靴戴帽”的乡建。

问:大陆乡建,会援引台湾经验吗,你对此怎么看?

野夫:台湾在50年代就实现县级选举,选举实验伴随着乡建运动,是一起发生的。

问:一些台湾人士对大陆乡建运动评价较低,有道理吗?

野夫:我认为现在搞的这些还称不上是乡建“运动”,眼前的还不具备“运动”这个条件。顶多算一批有识之士的单项实验。

问:那如果把社运理解为理念的宣导,那乡建可以算其中一支吗?

那这个可以有。现在至少有许多人在关注这个话题,在或多或少地身体力行这个事业。但像我这样的,都不可以称作是常年的坚持者,只是这里试试,那里玩玩,做的是实验的活。实验即便成功一点,自己也无力把它拷贝到别处。而真正意义上的乡建或社运,是必须可以复制到各地的。我做的更多是近似于实验室的事情,我不是永远扎根在一个地方的那种圣徒,我也不会把自己打扮成那样。

问:这不是你的谦虚?

野夫:真的不是。我几乎从不在微博上谈论这个话题,这是第一次接受对此事的访谈,更多时候我只是一个写作者。在乡村建设上,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验者——就是在实验室里摸索一个配方,但我并不去开工厂生产这个配方,将其当做一生的事业。就像看看氧加什么磷加什么能让它燃烧,再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热衷社会实验和生命体验的人。

问:作为一个实验者,对乡建有什么建议?

野夫:在定县,有很多青年在坚持,包括湖南等省也有许多乡建圈子。中国还是有一批人关注和做这个事情,我倒是特别希望他们能引导一批青年到农村去,重返故乡也好,重返他乡也好,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乡下有很多事情是可为的。但现在是独生子女多,青年是否愿意到寂寞的生活中,艰苦的乡下,这是很难的。

问:理想中的乡建是什么样子?

野夫:理想中的乡建不仅是改变乡村物质生活和经济面貌——但这也是需要的——更重要的是,恢复和发展乡村的道统。这里的道统不止是封建道德,还要结合现在的普世价值——这是传统道德中缺失的,比如公正、法治、人权等。当然,我个人也认为传统宗法也有它的部分价值。

问:那就是乡建不存在标准答案?

野夫:凡是对乡土中国有益的建设,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皆可谓乡建。

问:那你对乡建是悲观还是乐观?

野夫:就整个制度进化来讲,乡建还是可以乐观的。制度的递进是早晚的事情,中国不可能永远无望。我不认为表面的繁荣可以取代一切,社会和制度改良是相随的。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体制,乡建要从民众开始;另一方面,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应该从制度先改变。这是目前争论激烈的两极观点。我认为这两种要同时进行,更倾向于制度要先行。没有制度保证,乡建要碰到许多难题。

 问:乡建的反面是乡村的凋敝、衰败和停滞,在乡建的认知框架内,你对乡村的没落抱有怎样心态?借由乡建的路径,我们可以回到乡村,回到童年吗?

野夫:今日之乡村,无论富得流油的城边村还是饥寒犹存的边缘村,善与美并未与时代一起进步,甚至是退步。比如广泛存在的弃老现象,远多于古代。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未带来精神格局的提升——这才是真正的社会衰败。我这一代人记忆中的童年乡村,贫困但纯净一些【当然阶级斗争带来的恶也不鲜见】。乡建之路,是缘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虚构的精神故乡,在那里没有假恶丑,社会秩序不依靠戴红袖箍的人来吆喝维持,因此,我们渴望抵达那个梦土——仿佛回到我们民族的赤子时代,干净、良善、仁义礼智信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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