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今天野夫先生来跟大家谈一些关于文学和人生的问题。按照惯例，我好像应该先介绍一下野夫先生。但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他虽然做过很多种职业，比如老师、公务员、书商、作家、编剧、制片人，甚至还有警察和囚徒，但他首先是一个行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跑江湖的”。他的一个朋友在一篇叫《醉眼看野夫》的文章里，说他好酒，好友，好文，当然，也包括“好色”（众笑），还有说他食性杂，经历杂，文风杂，因此他是一个难以介绍定义和评价的人，希望通过这次座谈大家能认识一个更加全面的野夫，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把宝贵的时间留给野夫先生和大家一起交流吧。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会场是提前定好的，安排的讲座，但野夫先生说他很不习惯像政府作报告一样地搞讲座而是喜欢交流，大家可以直接提问或以递纸条的方式进行互动。

野夫：首先我要谢谢大家，山西长治我是第一次来，以前只到过五台山。山西是中国的人文大省，出了很多英雄豪杰圣贤，像我这样一个来自边远省份、少数民族的写作者，实实在在不敢到这样的土地上来有任何一点的卖弄。

因为种种缘分，我答应了到长治学院和中文系的学生座谈一下，来了之后才知道还有这样一次和长治喜欢文学的朋友聚会的机会，我也非常高兴，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四海为家到处交朋友的人，我非常非常真诚的感谢大家能够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给我捧场，我向大家致谢。(掌声)

    实话说，因为我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当年虽然也在体制内，也做了很多年。但我所到之处真还没有像这样坐在一个台上，像作报告一样，感觉非常不适应。我本来以为就是坐在一起，大家聊一下天，因为是这样一个格局，希望大家多多担待一下，这不是我的本性。因为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我没有准备，我不是一个有演讲能力的人，我只是一个聊天的好朋友。如果大家跟我喝酒对酌聊天，我可以通宵达旦。但是像这样坐在一个主席台上说话，我可能会特别凌乱，想到哪说到哪，大家多多担待。而且大家随时可以打断我，随时可以互相交流，希望我们不局限于这样一个格局。而且我看到今天来的多数是我的同代人，我相信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用鼻子闻得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就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朋友对待。

我出生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准确的说是一个“杂种”，我的父亲是土家族，母亲是汉族。我们的家乡远比长治要落后偏僻贫困。长治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非常有名了，而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地方还没有人烟。我的故乡利川成为一个县是在清朝改土归流之后，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了一个县城。所以说，我成长在一个蛮荒的土地上，我父亲是那块土地上的一个地主。他的祖上有一支是郑姓，相当于土家族的始祖之一。但是到我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是普通的小地主了。我有一篇自认为写得好的文章，也算是一个代表作，叫《地主之殇》，这篇文章写的就是我的家史，就是我祖父那一代整个家族在土改这一年所经历的毁家灭门之祸。祖父自杀，然后大伯父冤死，二伯父坐了几十年牢，大伯母二伯母两个一起上吊，这就是整个这一段土改的历史。

实际上土改是从你们山西开始的，时间是在1946年左右，山西有很多文献都记载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土改延伸到我的故乡时已经是1950年了，晚于你们山西四年。我想从这篇文章带出来的也可能就是我的全部写作。直到今天为止，我并不是一个著名作家，体制内没有人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有过一个名片，自命为“自由写作者”。我虽然早在八十年代就写诗，八十年代上武汉大学作家班，和你们山西的作家哲夫一起，我是他的师兄，但很多年以来，我是属于那种非常混乱的走过来的。

88年，我大学毕业，然后很奇怪的，海南开始建省，因为听说海南要建立一个全国最大的特区，我就要求去了，成了海南省引进的第一批人才。特别奇怪的命运，到了海口市公安局当了政治处的警察，那个时候公安局也需要会写的人，我是这样被引进去的。我本来可能会在警察这个路上走很远，结果第二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一件事，今天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段历史。

89年，因为个人的年轻（我那一年27岁），个人的义愤，我是全国公安系统唯一一个公开写万言书宣布辞职的警察，人生的这一步选择使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今天佳惠给我命名的一个主题——在路上的人生与文学。也许这是我真正的文学生命的开始，虽然在那之前，我也算是湖北小有名气的诗人，也上过作家班，有很多作家同学。

89年之后，我辞去了警察的职务，从此告别了体制，之后又意外地选择了，怎么说，说得高尚一点叫“江湖道义”，就是去营救一些朋友。另一方面，也相当于选择了一些阴谋。我的文章中有几篇写过这一段历史，其中一篇叫《是非恩仇二十年》，还有一篇叫《卿本佳人，奈何做贼》，写的就是那一段历史。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去细讲了，大家有兴趣可到网上去读。之后我就开始了个人的逃亡生涯，也就是开始了我在路上的生活。

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从海口一路狂奔，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也不敢走国道，只能沿着省与省交界的一些偏路走，四天之后回到了湖北我的故乡。原以为可以躲过一场灾难，后来还是（笑），到90年还是归案了，然后判了六年刑，然后坐到95年提前释放。

我在铁窗里面写了很多东西，也在里面见识了很多不同的人生，我觉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积累。跟我在同一个枕头上睡的，枪毙的都有6个，我目前写出来的只有一个，大家看了都哭了，叫《绑缚刑场的青春》，还有另外一些我还没来得及写，但这是我未来一定要写下来的东西。我们有幸接触到这些东西，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变成珍珠，奉献给社会。

有时候想想我的整个生命，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奇特，有些不可思议。我95年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患癌症去世，我没有陪伴他任何一天时间，出来后我母亲陪伴了我十天，给我写了一份遗书就跳长江自杀了，我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尸体。

之后我去了北京，那是1996年，真正的一无所有，我有过一个男人真正走投无路的那种体验。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天，我从武昌南站上火车，正月十二，是南方各省的打工潮涌向各个城市的时候。所有民工都背着被窝，带着行李，挤在火车站门口。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场面，每个火车站门口都有的那种场面。正月这个时段，过完年假，农民便开始出来在这个国家找一碗饭吃。当时有两个朋友来送我，在民工群里排着队，被那些维护队形的警察呼来喝去，谁要稍微排得不好就有可能被踢上一脚。我跟我的两个朋友说，我从此就是这个队伍里的一员了。其中一个朋友特别过瘾，他带来一口不锈钢的锅，非要送给我，这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画面。我说我去北京打工，不可能带一口锅去。可他特别担心，他好像觉得我从此以后就要埋锅造饭，不带一口锅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饭吃一样。我非常生气地跟他说，你的这个锅我不要，但你的这份情我铭记在心。古人说“破釜沉舟”，我要是带这口锅去北京的话我一生都会瞧不起自己，我会抬不起头来。我觉得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走遍天下，天下都应该有我的锅和碗才对。我要背一口锅走天下，我永远都站不起来，你要强行送给我，我必须在这铁轨上就把这口锅给砸了。后来他终于把锅背回去了，我现在想到这个画面，还是很庆幸，我像当初发过的誓言一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锅和饭。我不用背一口锅到这个世界上来找米。

1996年，我开始在北京打工，遇到的也都是特别奇怪的事。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90年代有个号称“中国首富”的叫牟其中。这个人曾被判过两次死刑，后来用中国的小商品换俄国的大飞机成为了中国首富，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他做秘书。我在北京找了四十五天工作，弹尽粮绝，身上朋友给的一点钱即将用完，最后一刻却被牟其中的南德集团给录取了。当时很多中南海的人都下海直奔南德集团而去，南德集团有一个专家考评制度，要给每个人进行一番综合考评。我至今记得他们当时给我的考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一个难得的秘书人才。

但我去了一个月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秘书人才。我到今天都认为牟其中是个有天分的人，他在60年代获刑就是因为那时他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就在我家乡的边上。他应该是那个时候的先知先觉者，当然，这个人也有许多好大喜功的地方，他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他的个性。他的名言是：“只有做不到的，没有想不到的。”，他一直活在他的想象之中，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我去给他做秘书的这一个月期间，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知道他那种飞扬跋扈，目空一切的性格，那个时候就像童话当中讲的，后来被当做笑话讲的，他建议国家把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口子，把印度洋的风引进来，改造中国西部的气候。你不能不说他有很天才的地方，只是他这个主意很难实现。

很快我决定不做他的秘书了，尽管他给我的待遇很不错。当时海南出版社招编辑，武汉大学校友会把我推荐去了，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小编辑的工作。八百块一个月，管住不管吃，吃要自己到食堂买饭。我非常满意这个工作，因为毕竟是学文学的，我觉得在编辑工作上容易找到自己的出路。

1996年，海南出版社引进了我，那一年也成为了出版界的“海南年”。那一年我们出了很多好书，直到今天影响诸位的，我想至少有一本书，这本书介绍的生活也是至今影响我们大家的，就是《数字化生存》，这是第一本把网络介绍到中国的书。当时我们出这本书的时候正好从美国回来几个博士，年纪大点的大概都知道，中国第一家网络公司叫瀛海威，瀛海威的老板是一个著名的女人叫张树新，她和万平国等几个博士回到中国，游说官方高层要允许网络进入中国。但是网络到底是什么，对于未来生活有什么好处坏处，大家都是不懂的。未来社会的数字化生存，网络社会，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是什么，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危险吗？会对这个国家带来好处吗？你无法跟他描述清楚。

这个时候，我引进了美国人尼葛洛庞帝写的关于互联网文化的一本科普书，台湾翻译的叫《社会革命》，我们翻译的叫《数字化生存》。这本书就是用最浅显的语言，告诉人们什么是网络，网络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给政府高层看，张树新他们又一起邀请尼葛洛庞帝来中国讲课，同步翻译给政府高层，这样才准许网络进入中国。就像今天网络还没有进入朝鲜一样，如果没有我们当时的这些努力，也许还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当然我还做过很多别的好事，这只是举其中一例。作为一个普通文化人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有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为这个民族的进步，为这个社会的转型聊尽微薄之力。

我打了一年半的工，因为做了很多好书，就不断有投资商拎着钱来找我，给我投资让我单独成立公司，于是我改变了打工者的命运，变成了一个书商，我做总经理，大家有个分成。我是拎着换洗衣服来到北京打工的第三年成为一个中国民营书商的，就是当时海外媒体所称的“十大民营书商”。其实民营书商在90年前后就等同于非法书商，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版从来都是垄断的，直到今天还是，只是今天的书商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现在的出版商都可以公开和书商合作，而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出版商和书商合作的，但私下的合作却是存在的，就是从他们那里把书号买来。我就是那一代书商，在一个总的不合法的大背景下，尽量用合法的手段做好书，尽量为这个社会提供有营养的精神产品，绝对不去做盗版书。

我做了十年书商，从96年到06年。这十年中，从个人来说，完成了我的原始积累，对社会来说，我出了一批好书，也解决了一批人的就业。但从整体上讲，到06年的时候，我厌倦了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首先出版社和书商之间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除了拥有国家给予的书号这种特权以外，他们并不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智慧、才华、和远见。我做过很多好书，如《四库家藏》、《西学基本经典一百种》、《国学基本经典》、《二十六史》等等。我还做过一套很有意思的书，我相信未来更能体现它的价值，就是一百年前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当时你们山西有很多。他们用英语，用他们的母语写作的关于中国官场的书。这是最早的一批外国人观察中国的书，除了《马可波罗游记》，因为那个多少还有些存疑。

一百年前来到中国的这批传教士，他们写的清末民初那个年间的中国。读他们的书就是读我们自己的历史，读语言的真实性。而这样一批书之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出版，因为我们一直把他们当做帝国主义的特务，殖民主义的代表，再加上对宗教信仰的排斥。这些书附有许多拍得非常好的照片。我把这批书从海外图书馆找出原著，请国内搞英语、史学的人翻译，其中有个翻译者就是杨度的曾孙，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念群，他应该叫林徽因姑奶奶吧，现在人民大学。作为一个书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为这个国家的读书人提供了很多好的精神产品，包括《辜鸿铭文集》等，但我最终厌倦了。加上网络、电子读物的诞生，这个行业也开始有点走下坡路。

2004年，我开始了网络写作，我想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从04年开始的。虽然我配合我的朋友在中国普及了网络，像天涯等社区都很火，可我自己还没有开始网上的所谓在线写作。

2004年，我的故乡，跟长治一样一个很小的地方——恩施，我们叫自治州。一群小青年弄了一个小网站叫清江社区，今天邀请我来的张佳惠老师就是当年清江社区的活跃人士，我无意之中上去，看到他们写的一些东西都很不错。其中一个是小张老师的同学，文章写得也很不错，我当时就和她聊了起来。因为我想我的故乡活跃的年轻人，说不定是我的同学（我是78界的大学生）的学生，我就问她，我有个同学在我的故乡教书，你认识他吗？我问的那个同学叫李如波，她说是她的老师。我说你知道你的老师是个什么人吗？她说我们都认为他是个神经病。（众哄笑）我说，那我现在来给你讲讲你的老师的故事。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在网上写作。我那会儿还不太会打字，一天只能写一段，一段也就一百多两百来字，直到今天我还是用“一指禅”来打字。（众哄笑）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了很多散文选集，叫《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李如波就是她的老师。后来《天涯》杂志看到后发了，发表之后反应很好。

我怀念78级的同学，我记下一个大我十多岁的同学的一生，他怎样的特立独行，怎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怎样的不被人理解。94年我坐牢的时候，他跳河自杀了，因为他只有我这样一个朋友，他写给我的几十封信我至今依然保留着。这个同学我要是不写他的话，他就好像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我写完这篇文章后，至少在湖北和北京文学圈是轰动了，第一次有人来写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也是从这一篇文章开始，我重新找到了写作的动机，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其实还在于写作。我做书商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书，但更多的是为人作嫁，我浪费了十年最好的光阴，我为自己挣来了一点钱，成了一个小商人，完成了一个原始积累。而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了这么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它却给我带来了很多。一方面，是我对同学情谊的一种还债，另一方面，我觉得它影响了很多人。因为像老李这样的人，从60年代到70、80年代，最后死于90年代，四十多岁自杀，在中国其实有很多这样不幸的生命。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投身到这个时代，从来没有人关注过他们，他们死了就像风吹过一样，生命一文不值。

我想到自己的家世，从对同学的回忆，开始了对我自己家族的回忆。于是第二篇文章我开始写我的母亲，就是在我坐牢出来后跳江自杀的母亲，我写了她的一生。我的母亲是个右派，在我的整个成长阶段她都戴着帽子忍辱负重地活着。更奇特的是，在民国年间，我的外祖父是黄埔军校八期的，1948年战死的时候是国民党少将。我母亲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留日到早稻田大学学法律的学生。我们家中还有很多是老地下党员。

我翻看家史，发现就是一个中国百年历史的缩影。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实在愧对列祖列宗。当时因为约稿的时候说不要超过五六千字，因此第二篇文章就只写了五六千字，作为对母亲的回忆，这篇文章叫《江上的母亲》，现在成了网上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它主要是能让人流泪吧。其实就我个人来说，这不是我写得最好的文章，也不是我写透了的，一个人关于母亲的回忆肯定不是五六千字能表达的，更何况我们这么复杂的家史。但是回头看，五六千字也算是很简洁的为我母亲立了一块碑吧。一个右派，一个过去军人的子女。

其实到今天为止，我在全国范围获得的，全部是民间朋友的认可，至今为止，不仅没有任何体制给我的任何荣誉，甚至我在国内唯一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尘世·挽歌》，还是被查封的。当然前面印的都已卖完，目前在网上旧书店淘宝网听说被炒到了一两百块钱一本。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快慰是我对个人生活、亲戚朋友家人等一系列的纪念和回忆。仅仅依靠博客的传播，依靠无数朋友的转载，就使得我在中国，在海内外华人中间赢得了非常多的朋友，这对我来说是倍感欣慰的。

2008年我获得了第三代诗人回顾展的“特别贡献奖”，2009年获得了“当代汉语贡献奖”，2010年获得了“台北国际书展大奖”，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也是首次获得的奖项，今年获得了“独立中国协会自由写作奖”。我把这些荣誉视为我的最高荣誉，因为它全部来自我毕生尊敬的民间，来自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我认为一个作家在这个时代的使命，首先应该是还原历史。我们的历史太周折，充满了虚构，或者可以说整体都是虚构的，尤其是近代史。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它的真实程度远不如先秦史，远不如中国史，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几乎完全是虚构的。作为文化人，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还原真相，这是我们的首要使命。诸位都是读书人，我相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共识，我们才有机会像这样聚在一起。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批人，满怀单纯的求知的渴望和对真相的追求。我们应该保持对真相的洁癖，因为被篡改的所谓“真相”是脏污的。

在今天，在网络时代，我们完全可以不依赖于官媒党报去发表，或者电视电台去广播。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的媒体，你有博客，你在博客行动起来；你有微博，你在微博行动起来。甚至这些都没有的话，你的嘴就是你的媒体，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真相是什么。

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很多80后，90后的人，不相信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三件大事，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的灾害，许多人不相信中国曾经饿死了几千万人，许多人不相信土改的时候几百万乡绅被消灭。我看过你们山西兴县的土改实录，那么多人被杀、被饿死。我泡过一个县的档案馆，那里保留了很多土改的文献。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泡你们故乡的各个县的档案馆，都能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东西，都能写出很好的论文。

我在四川罗江县搞社会调查，我的调查主题是《基层政权运作的现状》。罗江是一个最小的县，只有二十多万人口，而且是几撤几兴的一个县。在它们的档案馆里，我看到一个村，过去叫大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了三分之二的人，这些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四川“哥老会”的故乡，袍会的发源地，我还看到在建国初期对民间江湖组织的镇压和清洗。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有江湖的，中国的江湖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黑社会”。在民国年间，江湖是可以合法登记的，在今天的香港、台湾、日本等地，江湖也都是可以合法登记的。我们看到的香港电影里称之为“社团”，其实就是像“袍会”一样的民间组织。

仔细检讨“袍哥”、“青红会”、“青红帮”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民间底层秩序维护者的角色。但是当国家作为唯一一个巨大的帮派存在的时候，这些小帮派就会被灭掉，就像许多武侠小说里写到的那样。这种清洗是非常残忍的，袍哥要么被判刑要么被劳教，几乎所有袍哥最后都被肃清了。可以说每个县的档案馆都有让你触目惊心的历史。我们的作家，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其实每个人回到自己家里找长辈了解，翻开当年的村史村志，关于真相，真的可以写出无数的好文章来。相比之下，我们的家族悲剧只是共和国无数的家族悲剧里的一个而已，并不显得更悲壮，还有更多毁家灭门的事。我家还算好的，好歹我父亲还是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剿匪的英雄；我母亲也是新中国革命之后第一批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我还算是一个所谓的“红二代”。所以我们每个家庭的悲惨历史，都是还原真相的一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关注真相，还原真相。虚构当然是文学的主要部分，但我们还需要有还原的能力，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都能写出一部家族史，我认为这是写作在这个时代的使命。

第二个我想谈的是，一个写作者，一个读书人，包括文学爱好者，在这个时代一定要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现实。就像今天和长治的朋友在饭桌上聊到的，几乎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听得到感受得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怨声载道的时代，不公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能因为自己吃饱穿暖了，就忽视民间百姓的疾苦。可以说从《诗经》以来，中国伟大的文学传统就一直是“吊民伐罪”的传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气派，如果你的写作永远停留在歌功颂德的水准上，我可以断定，你的作品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财富，无数的文学史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勇气，要有这种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种道义对于写作者来说特别重要。

我们的写作者也许在这个时代都是中产阶级，都活得无忧无虑，加在我们自身头上的冤屈也许是很少的，但是整个时代的苦难是沉重的。这个时代处在一个转型的前沿，显得特别陈旧。中国未来一定会转型成功，这个民族一定会有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在当下，我们每个文化人都要分担这个时代的疼痛甚至剧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微博上显得比较活跃的原因，就是因为经常会有许多陌生的朋友@我，说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我们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希望你帮忙转发、评论一下，我常常不忍心忽视这些留言。也许你的转发无济于事，不足以帮他平反，也不足以帮他重建被野蛮拆迁的房子，但是你的转发一定会让更多的人明白是非。这是一个丧失了是非的时代，很多人连善恶也分辨不清楚，基本的价值观不明白。我们要用这种对真善美追求的精神去感化身边的人。

我自己除了作为一个写作者之外，也努力做一个推进社会进步的身体力行者，一个实践者。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四川重灾区，后来就一直留在那里搞社会调查，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也做了很多社会实践和公益事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以及活动，南方一些媒体都有详细报道。

其实从一个写作者的角度，我远远不足以在大家面前卖弄。我所写的书，到目前为止也就一个散文集一个长篇小说，其它的都还没来得及整理。但是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对写作的认识，和作为一个所谓写作者对这个时代的使命的认识。很有幸来到长治，跟诸位萍水相逢，也许我的话有很多不得体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原谅。观点不同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辩驳、互相提高。我就先讲这么多，我其实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不喜欢一个人唱独角戏，接下来大家可以采取聊天的方式，我们随便聊，好吗？

时间：2011年11月14日晚七点

   地点：长治市友谊小学六楼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