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野夫老师……

野夫：别叫老师。大家就叫我野哥好不好？比我年纪大的就叫我兄弟。

听众：其实我比你小，只是我看着比你大。（众笑）你在这讲课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中国有这么个叫野夫的人，我说的是实话，但也不全是。实际上我的同龄人也都看过《江上的母亲》这篇文章，包括我，那时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个野夫了。今天下午来的时候，我还专门在网上了解了一下，我觉得我听了你的话以后有这样一些感受，你所说的就是我经常喜欢给学生说的，写真情实感，所以你讲到写真情实感，对我很有触动，我尽管年纪比较大了，我觉得我还是个文学青年，我还愿意写，我愿意跟着你那个写真情实感的路线走，谢谢你，欢迎你，欢迎野哥。

野夫：谢谢！谢谢！（纸条）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啊，高行健获奖被国内作家认为是三流作家获奖，政治性大于文学性，你怎么看待？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看法的。高行健，首先我必须说他是一个优秀的汉语作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还在大陆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说是中国先锋戏剧的创始人。虽然民国年间也有一点先锋戏剧，但是先锋戏剧、实验戏剧、实验话剧在大陆是从打倒“四人帮”以后，是从高行健开始的。他的小说，我认为不算是汉语最好的小说，就整体来看，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文学圈让人感觉好像不太服众。但是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完全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这点我不太同意。为什么呢？

因为高行健出国很早，他出国也不是因为“六四”，他只是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批判，也没什么拓展，他在国外也不是什么民运分子，他并不是民阵的战士，他只是一个流亡作家，在海外也并不是一个充当反对派的作家，严格意义上他都算不上一个异见分子。虽然他的小说如《灵山》这些也写到文革，但大陆写文革的，写新中国六十年历史的，比高行健写得深写得狠的多的是。那么他为什么获奖呢？我们只能猜测，因为我们不是评委。现代汉语文学作为世界几大主要语言文学的一支，从未有人获过诺贝尔文学奖，在这样一个年代，好像不获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都会觉得不好意思一样。

当时和高行健一起提名的还有北岛，莫言等，可能恰好就是评委会的马悦然等人觉得他已经够可以了。诺贝尔文学我对它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我认为大陆凡是体制内的作家都不太可能获奖，哪怕你写得很好。

从文学史上来看，中国大陆从来不缺少优秀的作家。但是由于你被体制所圈养，你会因为在意你的这一碗饭，而使你的文学还在耍小聪明，会有所回避，你的批判和检验都是有限的。当你的整个作家代表团到德国去参加书展，当书展上出现一个异地作家的时候，当代表团的团长起身退席的时候，当所有著名作家就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跟着主席团团长一起退席的时候，我认为这绝对是让人丢脸的一个时刻。因此要诺贝尔文学奖奖给这样一群人，我是不太相信的。也就是比起你来，高行健不算是最适合获奖的，但是你仔细想，我们又能指出哪个张三李四王五让大家都觉得心悦诚服呢？至少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一个。

再看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央也说，您也说，社会转型发展，从哪儿转到哪儿，转变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转型期的阵痛还有多远？

这不是一个文学话题，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但也可以说不敏感。因为就像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一样，中央也愁啊。社会的转型发展究竟转到哪儿，这个我毫不怀疑，世界只有一个转向，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曾经说过，毛泽东说得更多——自由民主。不信你们翻看一下历史，中共从建党之初到斗争最激烈的时候，都是高谈民主制度。所以说，我相信他们还会转到那儿去，兑现他们曾经的承诺。

转变后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最好作个比较，苏联作为老大哥，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说要以俄为师，但是二十年前，苏联解体了、转型了，转型成今天的俄罗斯。也许诸位还会有人说到普京，还是一位威权领袖，国家也还有一些不民主的地方。但我们可以去了解合作社的好处，今天的中国距离俄罗斯太遥远，转型后的俄罗斯人民到底幸福还是悲苦，大家可以去看沃姆札。

转型后的中国未来是什么样子？能是今天的俄罗斯，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还相信会比今天的俄罗斯更好。

转型期的阵痛还有多久？这个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我称之为悲观派和乐观派。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做了很多调查，比如于建嵘，贺卫方，吴稼祥，吴思等，我们属于乐观派。而徐月明，秦晖等，我觉得属于悲观派。究竟乐观派和悲观派怎么来划分，什么叫悲观派什么叫乐观派？首先从时间上看，乐观派认为这个阵痛期还有个四五年，五六年；悲观派目前还没听说超过十五年的，悲观派的多数人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转型要完成。

那么关于转型后到底是悲观还是乐观，这个也分为两派。一种是认为转型后社会会失控，所有当官的，所有中产阶级，发了财的都会被反攻倒算，像土改一样的再来一次，这是悲观派；乐观派认为中国绝对不可能再出现土改式的清算，土改式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依然是乐观派。

我们没必要轻信某个集团，某个权贵用来绑架、威胁大家的一句话。包括今年以来北非的转变，利比亚打了半年的仗，整个社会运动从头到尾，穷人抢富人了吗？无产阶级去打中产阶级了吗？相反起来战斗的多半是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颜色革命”和“和平革命”的区别。我相信未来的转型是平和的，甚至是自上而下的。我相信我们现在看到的苏联的转变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叶利钦是布尔什维克，普京是布尔什维克的克格勃。台湾的转变，国民党的转变说明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不缺少的品质，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乐观的。

野夫：（纸条）这个话题有点大，谈谈存在与合理（笑），这是黑格尔的哲学问题，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所有的合理都是存在的。

（纸条）：如何与司法不公抗争？这个话题也很大，我只能简单地说，近十年来，中国诞生了一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包括上访，这都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每个人，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公民而不是臣民的时候，你的权利意识就觉醒了。你是公民，你是纳税人，你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臣民。国家就是个小区，这个小区是我们祖祖辈辈打下来的江山土地，政府只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管理委员会，任何一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人不能打我们小区的业主。早几年开发商的物业管理委员会还经常打业主，这几年从来没听说过，是因为物管会终于搞明白了他们的服务职能，业主交的物管费就是用来买你们的服务的，政府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纳税人交的这个钱是要买一个为我们服务的团体。你为不公抗争，这就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你要意识到在这个土地上你是有法定权利的，而权利是要你自己去维护的，不是要别人来施舍的。

野夫：（纸条）《你在高原》获茅盾文学奖，这本书我没看过，是谁写的？

听众：张炜。

野夫：噢，对，山东那个作协主席，《古船》那个作者，我没看过，据说有几百万字，据说评委也没看过。（众笑）我认为张炜在这个时代还算是一个好作家，但是他这本书我没看过所以不便评价。关于茅盾文学奖我可以说一句话，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唯一一次他们没有拿钱去运作的，这一届的评奖应该是为他们过去历届评奖正名的，这一届评的这几个人都是让人无可争议的，因为我知道的这几个人至少他们是不会掏钱去买这个奖的。但是在此之前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这里面多少有卑污的事情，我这么说可能极端，我对体制内这种奖向来没兴趣，所以不去关注。

野夫：（纸条）你认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吗？社会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吗？

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还没有到无可调和的地步，这是一个政府高官说的，中国当代社会的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叫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凡是能用人民币摆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众大笑）你们观察一下，你们身边的很多社会矛盾，地方政府不都是用人民币来摆平的吗？买完单也就过去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矛盾还有一个特征，就是要钱不要权。它不是权利之争，不是说你该下台了该我上，而是你这欠我的你那该补我的，这就是要钱不要权的一个特征，说明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意识还没有觉醒。如果这个社会的矛盾发展到大家诉求的权利是我要选票，而不是要纸币，那就是性质变了。今年有很多独立参选人在各个地方纷纷被打压。为什么？因为开始要权利了。我们的选票从来就是我发给你，我让你选谁就选谁。但是当你自己说，我必须要我的选票，我要选我愿意选的人，或者说我要当选，我要动员你们来选我。这就叫权利之争。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还没到不可调和积重难返的地步，但是确实需要执政党理性反思、辛勤改良，现在改良还来得及。晚清的时候有过密谏，可晚清那些铁杆庄家，八旗子弟说我们不慌，我们有枪在。结果呢，推翻清朝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武昌起义也不过就是一个营的建制。许多历史的转变在中国都是一些偶然事件，历史是不能预谋的。尤其是在今天，一个高科技时代，任何阴谋策划都是无效的。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它的气数，它的气象，就已经出现了。我有充分的信心，希望明年十八大的中国开始一个新时代，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

野夫：（纸条）这个问题是读我书的一个朋友写的，说从我的博客里面看到一个叫“铁笔和尚”的人，他是你的精神化身吗？

我的博客有篇文章叫《虚构的和尚》，这实际上是来自于我的电视剧《父亲的战争》，我在《父亲的战争》里面虚构了一个和尚，叫铁笔和尚。后来这个电视剧我自己不满意，就又把这个剧本改编为长篇小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下，里面也保留了这样一个和尚的形象。这个和尚是一个什么人呢,？是我虚构的民国年间，军阀混战时候的一个军人，一个老军官。后来他厌倦了这种政党之争，出家了。我虚构了这样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应该是寄托了我个人的一些情感。

野夫：（纸条）请问你的“拍剑东来还旧仇”是否有什么深意？

这是我在香港出的散文随笔集的一个书名。《拍剑东来还旧仇》是我的一首旧体诗的最后一句。……我想想，好像是：温酒高谈忆俊游，飘零生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我个人的身世，家世，我自认为自己还是个有仇的人，我在这个时代是有自己的敌人的。我曾写过一副对联给我的一个朋友：真君子利人利己，大丈夫多友多敌。我把它视为我的座右铭，我的散文集用这句诗来作书名。是因为我用这本书来说仇，也可以说是在报仇吧。回答完了，谢谢大家。（掌声~~）

听众：还有一个问题，面对中国未来的出路，刘晓枫提出用“宗教之爱”来拯救中国，还有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倡用民主来拯救中国，你认为相对而言民主与爱，中国更需要什么？

野夫：其实这是刘晓枫过去的观念，他最近几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刘晓枫这二三年来变成了一个为极权主义说话的人，变成了“重庆模式”的歌唱者，变成了一个要呼吁更多强权的人。所以我对这个人现在很不喜欢，前几天在酒桌上还吵起来了。其实民主与爱并不矛盾，中国需要民主也需要爱，还需要更多的房子，有了房子作基础，我们的民主、自由与爱才有保障。

听众：文学的虚构变成了回避现实的避风港，是否需要有一种非虚构的文学来反映现实的真实性？

野夫：其实虚构是文学的天性，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文学是需要虚构的，虚构的文学也可以是很真实的，比如阿Q就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一个形象，但我觉得他很真实。真正意义上的、虚构的文学作品，一点都不减少它对现实的批判性。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动物庄园》，也都是纯粹虚构的东西，但它写出了一个寓言，它对现实的批判是很重的，这就是巨大的价值。

听众：我中学的时候比较喜欢李敖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敢为自己说话，也敢为时代说话的人，可后来呢，他有点老了，变得啰里吧嗦的。冯唐说，“我并不是害怕触犯审查，我是害怕作者在出版之前自己就把自己的文章给阉割了。”他说“我写作是要绝对自由的”。我特别喜欢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作家，所以我比较欣赏你作品里的东西。

我是88年出生的年轻人，作为一个在正规教育体制下长大的人，关于过去的历史真相似乎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有时候看着中国的现状我也很着急，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点什么。之前看过浙大的愤青教授郑强讲的中国什么时候崛起这么一个讲座，他说我们不要着急，慢慢来，有一个合适的契机，它自然会发生。我不知道这个契机是在什么时候，您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什么建议或者祈盼吗？另外就是如果我们想获取真相有没有什么渠道是比较科学的？

野夫：你谈了很多，我一个一个说，记着多少说多少吧。

在国民党极权时代，李敖的确是反极权的英雄，这毫无疑问，包括我本人受他的影响就很大。李敖的转变发生在当国民党完全转型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没有敌人的人，他原来一生都与国民党为敌，而当国民党变成了一个好党的时候，他没有敌人了。一个战士没有了敌人，他就没有价值了，按说就该退休了，卸甲归田了，但是这个人是个一生都不甘寂寞的人，他开始转战香港，转战大陆，因为台湾只有几千万人，销售量是有限的，李敖是个特别爱钱也很会挣钱的人。他两次坐牢并非政治原因，都是因为与经济有关的原因。

从我个人角度看，李敖在台湾是个公认的坏人，但他确实在反极权主义的时代有过功德，当年挑战极权的人现在在大陆变成了一个歌颂极权的人。他的书在大陆可以合法出版而不被封杀，大陆的销量会十倍于台湾，他要的是大陆这个市场。同样，龙应台当年也是挑战极权的，现在，李敖把龙应台视为他的敌人，龙应台的很多书在大陆和台湾是不让出的，这就是龙应台和他的本质区别。因此，我尊敬龙应台，蔑视李敖。

另外，你问到在这个时代，青年人怎样获取知识获取真相。我把这个时代称为“后极权主义时代”，这就意味着它已经不是我们成长那个年代的铜墙铁壁，我们那个年代要找书，真是不能找，也找不到的。而后极权时代已经走到了极权的解体状态，全面的管控是难以做到的。再加上如今网络的发展，你想了解什么都可以，甚至不需要怎么翻墙，国内的许多官方出版社也都有无数揭示真相的书。在你这个年纪，你可以请喜欢读书的老大哥给你开书单。这些书不像我们过去是属于禁书，借不到的书，今天的书单你在许多图书馆、书店都可以看到。你只需要保持永远的求知欲和求真欲，以你今天23岁所具备的觉悟，你应该会是个很优秀的人。

听众：我还有个问题，我冒昧地问一句：您结婚了吗？（众笑）

野夫：我都离两次了。（众大笑）我是个生活失败的人。（笑）

听众：其实我是想问，您由我们都羡慕的公务员那条路改成现在的这条路，对于您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您后悔过吗？

野夫：我一点都不后悔。我的许多同学，同寝室的，关系非常好的上下铺，现在都是副省长、正厅长、正处等等，78级出了很多大牌。在今天的中国，其实稍微规矩点的都是栋梁。

我为什么不后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其实只有一碗饭是最适合他吃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碗饭是我吃的，那碗饭也是我吃的，这是我的经验。我做过工农兵学商许多种职业，结果都不干了。为什么？因为到最后我才发现，做一个独立的自由写作者，这才是最适合我的，我终于找到了自我。我用大半生的生命来寻找这碗饭，在我45岁时才找到。

直到今天，也有海南的朋友说，我要是不辞职，也许是公安局的局长副局长什么的。可那又怎么样？光一个海口市公安局被判刑的就有两任局长。我不认为他们比我活得更好，我虽然也被判过刑，但我很荣誉地戴着这个罪名行走在这个时代，我走到哪都有朋友尊重我，而他们判刑都是因为贪污受贿。当他们出来后，世道炎凉在他们身上有鲜明的体现，而在我身上没有。我在哪都有朋友，我活得很自在。我写电影电视剧，电影电视剧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文人最高的价格体现。我用剧本挣钱，然后来写我的散文和小说，不卖一分钱的文章是我最有价值的体现，我卖钱的剧本是我的生存方式。我凭着编剧这个手艺吃百家饭，这就是我的快乐，我永远不用装，我和每个朋友见面都可以说真话，骂天骂地骂人都可以，这是我的快乐，我也适合这种生活。

听众：我发现您经常提到您的朋友，但是家庭在您的生活当中……

野夫：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他是野兽而非家畜，有一种人是不适合家庭生活的，我就是那么一种人。（笑）我也很努力，但他总是……要被人骂出来，骂出来你就走了，我就是这样一种人。（热烈的掌声）大家随便聊啊，有的比我年长的是我的兄长，比我小的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纸条）好，新问题回答一下。当下中国信仰缺失，集体迷惘，如何构建新的价值体系？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是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全盘西化、中西结合或另有出路？

长治的朋友确实个个都是胸怀天下的人哦！（众笑）确实让我很震惊，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我们胡锦涛思考的问题。

是的，当下中国信仰缺失，其实不只是当下，古代也缺乏。传统文化中有迷信，但很少有正信——真正的信仰。中华民族好像有史以来就一直在迷惘，而不是今天才迷惘。

至于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秉持的是一种普世价值论。当然，在我的朋友中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你刚才说的罗永浩这一类的，就是极端的科技主义，他反对任何封建迷信，包括彻底否定儒家文化；而我的另一派朋友，如王康、秦晖等人，他们则主张儒家文化。我不像他们这么极端，我一直是一种比较综合的普世价值观，因为我认为人类是存在普世价值的，就像吃饭会饱穿衣会暖，人类对于善良、博爱、自由等这些东西的追求都是普泛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这样一部分因子。

所以我认为首先是要认可普世价值，连北非、利比亚都承认普世价值了，我们亚洲人怎么还好意思否定？温家宝总理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讲普世价值，很多人认为他是在作秀，我愿意用最大的善意相信他是真实的。其实儒家文化有一部分是可以和普世价值相结合的。

至于全盘西化，不是我主不主张的问题，而是我认为中国是不太可能全盘西化的。我觉得中国已经种了一块很好的试验田，这就是台湾。我去到台湾，看到台湾的整个制度，它不是全盘西化，它是一块接受了普世价值的中国化的试验田，我认为是种得非常成功的。目前两岸自由寻亲也慢慢开始了，我强烈建议大家有机会都要到台湾旅行，去看看我们的同胞，真正的炎黄子孙，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对我们再怎样生活一定会有所启发。相对而言，香港比台湾要西化得多，因为它的殖民文化。这就是我的一些肤浅的认识。

听众：跟您一样，我也是一个体制外的人。刚刚听了您的很多人生经历，非常感慨。在经历这些逆境的时候，您都挺过来了。我想问的是，这和您童年或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是否有很大关系？因为我没听您讲这些事情

我现在也遇到一些事，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心里有一个东西在告诉我，人要怎么走，该怎么做，但是走到现在，我想可能更适合我的人生框架就是外圆内方，就是外面很光滑很柔和的，但是在心里这种原则底线还是存在的。在这我想问一下野哥，一路走来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还有就是您觉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对得起自己？谢谢野哥。

野夫：好。我的童年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我父亲是走资派，母亲是右派，我们住在小镇的外缘，少数民族地区。我的上面只有两个姐姐，我没有兄弟，在我们那个地方，如果家里兄弟很多的话打架就不怕了。（众笑）

由于我是最小的孩子，又没有兄弟，所以从小受了很多欺负。在那种欺辱中长大，看到不断的抄家，看到自己父母在台上被批斗这种残酷的景象，可能正因为是那样，所以培训了自己的吃苦、坚韧、包括勇敢。我觉得我的勇敢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就是敢于面对一切。这种感觉是在我书中写过的，在我的童年，大约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因为实在被人欺负得过分，后来我用那个有弹簧的玩具步枪，灌了一枪管石灰，冲到那个镇长的儿子面前照着脸上就是一枪，直接把石灰喷到他的眼眶啊。作为一个孩子来讲是惹了一个很大的祸，但是从那之后我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挑战的。当你真正勇敢起来的时候，就没人敢惹你了。所以后来当我坐牢的时候，我就是著名的“牢头狱霸”。（众哄笑）但我是一个很文明的狱霸，当我刑满走的时候，我周围有很多犯人，都是刑事犯，痛哭流涕舍不得我走，但问题是我不可能为他们留下。（众大笑）

因此我主张，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学会为自己负责，其实所有的灾难都是可以抗拒的，没有什么灾难真的能摧毁人。当我划着小船在长江上寻找我母亲的时候，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真正的一无所有，身上只剩下请那个船工划船的钱，自己不得不吃方便面。那时我脚下就是长江，看着无数的尸体在江上漂。我无数次想，老子跳下去，我随我母亲而去。可要是我就那样死了，我整个家族的耻辱和荣光都没有人记载，因此我必须留下来。

就是怀着这样的使命，我对自己说，必须闯出一条路来！我要把这一切留给未来，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穿越这个时代活过来的。无论你遭遇了什么样的打击或灾难，我觉得人一定要像老话说的，用微笑去面对这个世界。我很多朋友也经常说，你吃了那么多苦还能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嘻嘻哈哈。我就是个老顽童，我愿意做这样一种人。我为什么愿意到全国各地，拜访各路朋友各路高人，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交万个朋友，是我一生最大的乐趣。谢谢。（掌声）

野夫：（纸条）这个问题是，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至少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犯罪。问我怎样看待马雅可夫斯基的这句诗。

马雅可夫斯基作为前苏联的革命诗人，这是他的革命诗歌之一。我不知道他写这首诗的背景，可能还是沙皇时代写的。他是在反沙皇时代，反封建农奴制的时代写的，所以后来苏联就把这些作为革命诗歌。现在我们编的革命历史诗抄里也有很多类似的诗，都是号召大家推翻封建统治，去杀人造反，但这不符合我们今天的主张。今天我们不能主张大家去以暴抑暴，去以血洗血。今天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尤其在公众场合，绝对不能去鼓励犯罪，鼓励用各种不法的手段去挑战不公。我还是主张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用维权的方式去争取最大的公民权利。因为暴力不可能带来一个更好的时代。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心情平和，我们一起来改良这个时代，改良我们的社会。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座谈会只能到此结束了，相信大家都会有所收获。我突然想起柏拉图曾经说过他最引以为豪的四件事，其中一件是，他和苏格拉底共存于一个时代，还有一件就是，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我觉得这两件事可以让我拿来引用一下。另外透露一个小八卦，是野夫先生自嘲的，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是“一品男人，二等情人，三流文人。”

野夫：三流的丈夫。（笑）

（众大笑，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笑）对，应该是“三流的丈夫”。我是一个很没有仪式感的人，经常搞错很多程序，也不大会说客套话。最后还是让我们用掌声来感谢野夫先生吧。

（热烈持久的掌声）

野夫：谢谢，谢谢大家。真是不好意思，讲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原谅。我这是第一次到长治来，给各位拜码头。耽误大家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出批评。（笑）

主持人：最后补充说明一下，就是野夫先生的书，《父亲的战争》，因为物流出了一点问题没能按时到，随后发过来再和大家电话联系，我们这里都做了登记。好，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