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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 | 平生无负是书商——悼沈公昌文先生

 
 
文 |  野夫
 
 
 
 
 
1996年正月的北京,在记忆中特别寒冷。那个元宵节按西历算已是三月,但地面上到处都是残雪。我初来北漂,借居在朝内大街南拐棒胡同某大杂院的偏房里。抬头见瓦的老房子,没有暖气和炭火,自然可以想见其中的彻骨之寒。
 
反正屋里坐不住,为了找工作,也得镇日去街面上溜达,以便迅速熟悉这个城市。出门右拐没多远,就看见一个灰暗的四五层L型大楼,正门挂着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等等牌子。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赫然见到这些多年仰望和神往的名字,内心竟有一种如见娘家的亲近——我正是读他们的书刊成长的啊。
 
那时的《读书》杂志,每期封二还都是陈四益的文言寓言,配以丁聪先生的漫画。我当夜回去便写了几个文言小品,计划次日去编辑部拜码头。我确实对我久仰的沈昌文先生,以及那几个低调且传奇的女编辑,充满了敬意甚至膜拜。
 
虽然那正是我出狱未几,人生最寒伧窘迫的时候,但毕竟三十几岁也还算见过一些场面的人。说去便去了,一步步爬上顶楼最北端,终于见到《读书》编辑部的牌子。门虚掩着,没有人语声,我推开只看见一个杂役般的小老头,在那里收拾文稿书刊装箱。他问找谁,我说顺路来看看,想拜访一下沈昌文先生。他这才抬眼看了我一下,笑道我就是,请坐。
 
我没想到原来暗中影响了我青春成长的沈公,长得竟然就是这样一副样子——一米五几的身材,干瘦见骨,脖子上吊着蓝布围裙。眉毛和眼梢都略显下垂,鼻翼的两条饿纹,很深地延伸到下颏边。接下来他告诉我,刚退休了,编辑部也马上要搬到隆福寺那边的新楼去了。他瞟了几眼我的手稿,叹息说:就算我还没退休,你这个……嘿嘿嘿,也发不出来。
 
 
 
 
1979年《读书》创刊的时候,我正在读大二。那时我算班上不多的还算有钱的学生,可以随便订阅自己喜欢的期刊。有天我忽然收到《读书》的创刊号,这不是我的订单,事后才知道,竟然是我父亲在异地帮我订阅的。父亲并非知识分子,只能算他那一代共产党人中,还能知书识礼的干部。他也不了解《读书》究竟是何种杂志,看着刊名好,让儿子多读书总是不错,于是顺手就帮我订了。他这个基层党委书记怎么也没想到,冥冥中正是这本期刊,将我的人生完全带到了“沟里”。
 
 
最初班上只有我有这份刊物,也仅在少数几个室友中传阅。后来受我影响,增加了一些订户,其中多数是我后来创办的诗社的同人。那是在深山的一个少数民族大专院校,在那个与山外世界极少关联的时代,我们这些传阅《读书》的年轻人,真正开始了“读书无禁区”的狂热阅读。可以说,我们完全是依靠它,寻找到精神的食粮。在那国门将开未开之际,用初初睡醒的眼睛,开始打量和展望文明社会的踪影。
 
一本表面看去只是介绍出版和阅读的杂志,却成了文革之后,第一本关于思想启蒙的读物,第一本关于世界潮流的指南。它把民国和历次运动淹没的知识分子重新打捞出来,与我们这些新三届大学生建立起精神纽带和知识传承。我们正是从这个32开的小小杂志中,知道了何谓好书,何谓山外有山。从其中的那些作者身上,知道了文章应该怎样写。甚至隐约学会了如何策划期刊,怎样做编辑。
 
我一直订阅此刊直到20世纪末,包含囹圄中亦未曾间断。现在回看当年同窗,只要在那一时期爱过《读书》的,往往人生迹近叛逆。他们依旧在人世中鹤立鸡群,依旧在素履青衫中,自带几许书卷气。几十年暌违之后,红泥白炉围坐,还是这些人不会向壁呵呵;还能在一起高谈阔论,唾壶击缺。
 
 
 
 
与沈公的第二面,是在1997年的万圣书园。那时的万圣,只是深藏在清华大学边上某陋巷的一个小小书店。老板刘苏里,也是我们那一批“人犯”,失去工作出来,弄个书店借以谋生。那时我已经是海南出版社的聘用编辑,出版了一些好书而薄有“编名”。那天苏里叫我去,已经记不得是座谈哪一本书了。反正第一次陪沈公吃饭,让我得以亲近这位一直自谓的“不良老年”。
 
他还记得我这个“初到巴黎的外省青年”,他笑着说你们现在真幸运,出来就能做编辑。而他当年,是从捡字工到校对员,干了几年才又从领导秘书转到编辑的。先生谈锋甚健,嘻嘻哈哈一点也不托大。他那上海官话,为了字正腔圆,说得很慢,像是一个一个字吐出来的。偶尔带出一些外语词汇,我夸他厉害,他说哎呀,我这就是标准的“洋泾浜”英语。
 
他主导重建的三联书店那些年,我一直认为是三联的黄金时代。虽然此前的邹韬奋范用等前辈所建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之核心价值观,已经为我辈读者推出了大量精品。但毕竟很多书偏于小众,也因此受困于市场经济。他是那种既能发现好书,还能使之畅销的人。当初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四处投稿无人看中,到他老这里,却能立马签约并连年加印。关于他大胆引进金庸和蔡志忠的版权这事,一直有人非议他破坏了三联的出版风格。但他认为,这些书通俗而不庸俗,还能赚钱出版更多的精品读物,何乐而不为。
 
我入行之时,出版界正在飞速市场化,新华书店系统近乎崩溃。传统的摊派发行模式已经式微,真正的好书既要获得读书人好评,还得要经得起市场的淘汰。我急于向他学习出版经验,他说你这么好的资质,先从案头编辑开始,踏踏实实做好文字基本功。错字病句打眼一望便能纠正,还不能随便乱改作者原著。因为每个人知识有限,改错了就是一个笑话。所以好编辑就是个杂家,万事万物都懂一点,但什么知识也难得专精。
 
他说,接着要学会做组稿编辑——会从八方作者手中,组约到好书稿来。这个活儿,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你要认识各位名家很容易,我把我收藏的名片夹,传给你即可。问题是人家凭什么喜欢你信任你,愿意把他的家底都拿给你,这个就是大学问。而且还有不少作者和作者之间是不对付的,文人相轻,但要都能接受你的约稿,这就要靠为人处世了。我是上海做仆欧(小伙计)出身的,好编辑还得是作者的好仆人。
 
最高段位的当然还是策划编辑。他意味深长地说,这个需要你有很好的嗅觉,能大概预知社会时事的走向,以及民间读书的时尚和风向。你能根据这些敏感,策划出准确的选题,再找合适的作者把它写出来,且分寸恰好地还能推出来,那你就是合格的全能编辑了。
 
这些樽边闲话,在我以后十年的书商岁月里,一直奉为座右铭。但在后来经常与沈公的过从中,我才真正彻悟——我们这一代编辑,已经远远无法追随他们那一代的脚步了。他一个民办新闻专科学校的肄业生,一个银饰店的打工仔,竟然业余学会了英语俄语日语和世界语。考到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之后,发现顶层爱谈南斯拉夫、古巴和波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又自学了塞尔维亚文、西班牙文和波兰文等。他粗通的语言不少于十种,那一年网络初入中国,他又已经会电脑打字和收发伊妹儿了。这样的学习精神,我们这辈是再也没有了。
 
 
 
 
沈公的另一身份是美食家,这在京城书圈几乎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三岁丧父的穷孩子,似乎还是继承了他那个败家父亲的纨绔习气——有点钱就爱去下馆子。他喜欢攒局吃喝,各门各派的名士美女,在他的张罗下聚堆,实在是一桩美事。他又不善饮,小酌一杯,开一个话题,然后就在边上静听各路少侠老怪的高论。他称之为花钱买思想,挖选题,并联络作者感情。他略显狡黠的小眼睛眨巴着说——最终还是我划算。
 
实在没人可请的时候,他也会一个人踩着单车,去北京四城九门去发掘好菜。某日我请他去地坛西门斜对过的一家苍蝇馆——名曰烧鸡公,去吃地道的重庆菜。抹嘴之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这家也就葱拌牛肚和仔姜爆鸭尚可赚人回头,回锅肉实在平平。他看着我怀疑的眼神,自得地接着说:为了考察回锅肉的高下,我独自吃了二十几家店。
 
他骨子里当然还是江浙口味,某次他宴请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喊我作陪。去的是东四十条附近的一家杭州菜馆,看上去很是高档。最后呈上来的是一盘切得方方正正的整块金华火腿,上面浇着汤汁。筷子随便一掰,就能扯下来一块肥瘦兼有的好肉,几乎入口即化,却又剧甜如饴。甜之中还有火腿原本的咸鲜,和细密的纤维口感。他得意地说,这就是江浙名菜——蜜制肘方。一个火腿上,只能取下这一斤最合适的方块,要泡水去盐,要用蜂蜜腌制,最后急火焖蒸多少小时,才出来这道菜。没有提前两天预约,是吃不到的。
 
那是我第一次吃这道名菜,不爱甜食的我,也能吃出其中的好来。奇怪的是以后,我竟再也没有吃过;即便是江浙道上行走,各路的朋友也没点到过这道美食。
 
 
沈公也许那时刚刚赋闲,内心并未真正休息。加上精神矍铄,看上去依旧一活蹦乱跳的小老头。因此还很喜欢出门酬对,不放过好酒好肉的勾引。世纪之初,我搬到望京的新居,请他来暖锅,还有他的老部下吴彬女士。他住在东四,距离望京打车还得几十元,他竟然骑着单车就来了。酒罢潇然出门,又独行侠一般踩着夜色回去。
 
我深知那时的老头,颇有英雄无用的寂寞。满肚子好选题,一身的好人脉,却被这到点下车的世道给憋屈着,多少有些郁闷。某夜他叫我去陪俞晓群兄小酌,我才知道他还是忍不住技痒,正在和俞兄策划创办《万象》杂志和出版万有文库。他一生迷恋的海派文化,终于在《万象》这个读物中得以些微再现。只是时代变了,《万象》再也无法复制《读书》的辉煌。就连《读书》这本生命力极强的杂志,也在易主到汪辉之手后,变得不复原味了。
 
 
 
 
他一生扶持过太多年轻人名世,也发掘出太多避世老侠出山。那些年我在北京,跟着他老人家沾光,结识了许多老少名士。
 
我知道他原来所在的人民出版社,在五十年代出版过很多内部读物,唤作“灰皮书”,是当时只提供给党内高干阅读的。其中有不少书,很有再版并公开发行的价值,但是人民社保守,不愿再版惹事。我那时的身份是二渠道民营书商,官方媒体蔑称为“不法书商”。所谓不法嘛,难免就要比官方出版社的胆子大一些,敢于推出一点好书。
 
我看中了他们出过的一套六本《人 岁月 生活》,是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很多大院子弟的闲谈和回忆中,时常提到这部只有他们看过的书。于是我请沈公帮我联系当初的译者,最后竟然找到这位垂暮的老人授权。然后沈公说当初也是洁本,删掉过不少太闵敢内容。你如今要出就出全译本,我帮你找蓝英年先生校译。
 
蓝先生也是我早在《读书》上仰慕的人物,一见如故,因书结缘,很快我就推出了这套巨著。《读书》上开“东瀛孤灯”的专栏作家李长声先生,也是沈公带来的。蓝李两位先生,都长我一轮多,皆属前辈。两位皆善饮,相逢辄醉。我前年在香港书展上,重逢同为嘉宾的李长声先生,依旧还在笑谈当年的酒痕灯影。
 
说来惭愧,跟沈公更近的一个缘分是,在他的酒局上结识了我的第二任妻子,也曾是他的属下。弄到要办一个象征性仪式时,我只好包了一个咖啡馆,来举办一个诗会——算是对亲朋有个交代。来宾预约了一百多人,多只知道是来喝酒吟诗的。中间上台讲话的,必须得有沈公。沈公是老名士,自带海派幽默。他一本正经地开场——我知道,跟野夫证婚,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下面便哄堂大笑,他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野夫请我,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当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再婚,请梁启超做证婚人的后果,你们也不是不晓得……
 
大家狂笑。幸好沈公终究不是梁启超那样的狂师,没有使酒骂座,剩下的话都是祝福。
 
哎,那晚是真热闹,三教九流来了两百多人。有司还是来送了个花篮,安置在前台口。酒阑灯炧人散时,他们又来拿走了。也许只有我这个前同行知道,那其中的秘密。因沈公结的这个俗世缘,未几也缘尽。那之后,我决定离开书界,干脆驱车远走到云南,开始很少亲近到对我影响平生的沈公了。
 
 
 
 
 
 
京城名媛于奇,乃著名作家陈冠中的夫人,算我的大姐。我们一直戏称,沈公是她的闺蜜。沈公老来出门,只要有于奇在,沈夫人便是放心的。尤其是他前十年开始失聪之后,电话也无法接听了,我每次赴京想要约他一聚,便只好托于奇姐上门去请。
 
大约是2013年,那可能是我和沈公的最后一面了。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里,他依旧衬衣外套着那个摄影师马甲,背着双肩包过来了——这几乎是他的标配,被漫画家做成了他的形象符号。他一辈子为人作嫁,到老还是在别的出版社,才出版了自己的几本小书——《阁楼人语》《书商的旧梦》和《最后的晚餐》等。
 
我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他倾过耳朵来问你说什么。我只好大声复述了一遍,他立即朗声笑道——我正在读木子美。
 
聋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声音大,他的回答让整个咖啡厅的邻座都听见了,投来奇异的眼光。那时媒体上正在恶吵木子美现象,很多正经人都认为她是淫书的代表。我也哈哈笑道:我已经读完了,看来我们的恶趣还是一样的。他老人家自言自语感叹——是好书,还是好书。我后来在黄哥家喝酒,遇见了木子美本尊,我转告沈公对她的赞叹,她也有些意外之乐。
 
我问他一向可好,老头十分达观地说:坐以待毙,希望无疾而终。
 
 
那年之后,我似乎更加命若飘蓬。每每电话问于奇,沈公安好乎,她都是说越来越老了,很少出门了。算来也是米寿开外的人了,这个自认当了一辈子书贩的老头,其实早已淡出了这个浮世的视线。除开我辈读书人,世间已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了。
 
2021年1月10日,网上传来他仙逝的消息。我在异国燃香,遥望无际的北国,默默忆念起这些断续的交往。我对他的往生并无悲哀,九十岁,仁者寿,这是大德才有的白喜。更何况,他奇特的福报竟然真的如他所想——无疾而终——他是在睡眠深梦中悄然独行的。无病无痛不辞不告地退出这个正在多灾多难的故国,这该是何等的幸事啊。
 
呜呼,尚饗。
 
野夫  2021年1月12日于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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